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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阿來:寫作就是很真誠地講故事

來源:天津日報 | 宇浩  2019年05月17日07:54

阿來 1959年出生,四川省作協主席。著有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空山》《格薩爾王》,小說集《舊年的血跡》《月光下的銀匠》,曾獲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最新長篇小說《云中記》將于近期上市。

印象

他愿寫出生命的磨難

更愿寫出人性的溫暖

2008年5月12日大地震時,阿來正在成都家中寫《格薩爾王》,被晃得差點兒摔倒才驚覺,原來是地震了。沉淀十年,他創作了地震題材新長篇《云中記》,因為他覺得,一個題材除了值得寫,還要思考怎么寫好,寫出來要留得住,他希望寫出對生命的敬畏、對人性的尊重。這部新作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并將于近期上市。

阿來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壩藏區,母語并非漢語,他務過農,開過拖拉機,中專師范畢業后,教過小學、初中、高中,因為年輕時在深山工作,看著墻上糊的過期報紙找到漢語詞語和節奏之美,1982年開始詩歌創作,后來覺得詩歌容量有限而轉向小說。他做過文學雜志《草地》的編輯,1996年應聘到《科幻世界》雜志,兩年后成為主編。雖然從事過六七種工作,不過唯一讓他沒有倦怠感的就是寫作。

2000年,41歲的阿來的長篇處女作《塵埃落定》在終評中全票通過,斬獲第5屆茅盾文學獎。鮮為人知的是,這部“神作”是阿來1994年寫的,寫完三年沒人看好,在《小說選刊》工作的關正文慧眼識珠將其發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當時編輯大膽承諾,賠了扣自己工資獎金,力主將首印1萬冊提高到5萬冊,結果一年銷量就達到20萬冊。《塵埃落定》在2002年入選教育部新課標必讀叢書,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在5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行,2018年又入選了“改革開放40年最具影響力小說”,被改編為電視劇、川劇、歌劇、歌舞劇,被關正文導演的高口碑讀書節目《一本好書》選中,由喻恩泰、徐帆領銜演繹《塵埃落定》經典片段,新穎的演繹形式讓這部經典贏來更多年輕人的關注。

阿來還有更多嘗試和探索,《格薩爾王》重塑古代神話;《空山》采用“花瓣”式結構,立體呈現當代藏區鄉村圖景;紀實作品《瞻對:兩百年康巴傳奇》對川屬藏族文化進行現代反思;自然三部曲《蘑菇圈》《三只蟲草》《河上柏影》關注的是時代背景下人類的心靈歷程……他相信文學最重要的是展現人生況味:人性的明暗、生命的堅韌、情感的深厚、塵世的多變,“我愿意寫出生命所經歷的磨難、罪過、悲苦,但我更愿意寫出經歷過這一切后人性的溫暖。”正如鐵凝所說:“在阿來那里,寫作是一件有神性的事情,一切聽憑機緣的發生,機緣到來時,故事自然會從某個人的意識中探出頭來,在世間流傳。”

寫完《云中記》

十年的創痛得到了一些撫慰

記者:為什么隔了這么久才寫關于汶川大地震的小說?

阿來:地震發生后,不少人一窩蜂寫地震,我當然也有沖動寫,但確實覺得無從著筆,一味寫災難,怕自己也有災民心態。每次有沖動寫時,我會問自己,還有沒有更好的寫法?沒有的話,那還是再放一放。直到2018年5月12日,下午2時28分,城里響起致哀的號笛,想起在地震中失去的那些生命,我不禁熱淚盈眶,決定寫《云中記》。那天在書房里,就我一個人,邊寫邊流淚,這種狀況,我真的很少有過。寫完這個故事,心中埋伏十年的創痛得到了一些撫慰。至少,在未來的生活中,我不會再像以往那么頻繁地展開關于災難的回憶了。

記者:您是怎么保持創作激情的?寫了幾十年會不會有厭倦的時候?

阿來:2018年,我寫了《云中記》和一個半部的長篇,這在我的創作中是空前的,所以人很疲憊,不過不會厭倦。當初從事寫作兩三年后,我就覺得,這是值得一輩子保持充分熱情去做的事情。我干過至少六七種不同的工作,確實做到一段時間,尤其是相當熟悉這個工作以后,就會產生一種倦怠,因為這個工作慢慢就不提供我所需要的那種新意了。但是寫作不會,每換一本書、每寫一本新的書,它都打開一個新的領域、新的世界,需要新的想象、新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在寫作之前,需要一段漫長的準備。

記者:能分享一下您的寫作經驗嗎?比如怎么構架、表達……

阿來:寫作經驗其實很難分享,因為我自己寫作的時候并沒有想過要怎么架構,也沒有想過要采用什么技術,就是很真誠地說話,真誠地講故事,真誠地描述看到的情境。至于后來寫的小說好像采用了不同的結構方式、不同的話語方式,這其實是由要講的故事內容決定的。文學界長期討論說,形式重要還是內容重要?在我看來,其實,兩者都重要,而且經常是內容決定我們采用什么樣的形式。

記者:您的創作是為了表達自我,還是為了讀者,會不會考慮如何吸引更年輕讀者?

阿來:考慮讀者這件事情聽起來很美,但其實很難。我們街上有那么多人,到底哪一個是我的讀者,我也不知道。所以考慮讀者,其實是一個聽起來很正確、實行起來很難的事情。我還是集中精力把自己的書寫好,最好暫時忘掉讀者。

把每一本書寫好

把每一個故事講好

記者:第一部長篇小說就得了茅盾文學獎,您覺得寫作這事更依賴天分,還是后天的勤奮?

阿來:寫作這件事天分多少是要有一點的吧!但至少剛開始的時候不能太相信天分,而應該更相信勤奮。因為天分也是在寫作過程中逐漸顯現的,而不是說從一開始,脫離了勤奮和具體勞動,天分就能憑空給你成就什么。

記者:作為茅獎、魯獎的獲得者,您覺得獎項的意義何在?

阿來:獎項意味著來自社會的某種承認吧,另外就是暢銷,可能也是來自于市場的某種承認。現在很多時候我們談文學,主要是談這個作家得了什么獎、一年掙多少錢,上沒上作家富豪榜?早年我也上過,后來榜單上數字越來越大,就上不去了。就我來講,還是更喜歡談書本身,因為也有好書可能沒得獎,也有好書沒掙到錢,所以還是談書本身比較妥當。我寫作快四十年了,唯一的想法就是想把每一本書都寫好、把每一個故事都講好。可能運氣好的時候,某一本書會得獎,某一本書會多賣些錢,但這種撞運氣的事情,不應該是一個寫書人所要考慮的。我們唯一可以操控的就是,自己寫書的品質以及寫書時那種近乎于宗教感的虔誠態度。

記者:對您創作影響最大的作家是誰?

阿來:影響我最大的是兩位詩人:美國的惠特曼、智利的聶魯達。我最早的創作是從詩歌開始的,無論詩歌、小說、戲劇,其實創作更取決于寫作者的立場、方式、態度。惠特曼和聶魯達的立場、方式、態度,都是我非常欽佩的,他們都是進入廣闊的地域,并與之同呼吸共命運。直到現在我還是非常喜歡他們的作品,經常會拿出來讀一讀。我去過聶魯達著墨最多的智利和秘魯,讓我對寫作在想象和現實之間的差異做了很好的思考,算是對下一步寫作有了更好的領悟。

記者:寫詩起步的您會回歸詩歌嗎?

阿來:大概30歲時,我寫了最后一首詩,之前再版詩歌集《阿來的詩》,還不到一百首。寫詩之前也是愛好,寫到后來,我發現有越來越多的東西想放到詩歌中去,也許是我的詩歌技藝不夠,放進去它就不是詩了。但大量的敘事與場景人物的描繪都放不進去,沒法表達出真實的觀察與經驗。面臨這個矛盾,我就從詩歌轉向小說。小說基本能把詩歌里放不進去的東西放進去,甚至可以把詩歌放進小說里。你可以把小說寫成一首詩,但不能把詩寫成小說。中間一陣我有時寫小說、有時寫詩,但小說寫得得心應手時就不想寫詩了。其實我寫的小說、散文中都包含詩歌的因素、富有詩意的東西。

即便小說是寫歷史或當下

但我們的眼光要朝向未來

記者:關正文導演在電視節目《一本好書》中舞臺呈現《塵埃落定》,您對這種呈現和推廣方式滿意嗎?

阿來:我很喜歡這種形式,他們錄節目的時候,我正好在北京,就去了現場,跟他們一起吃盒飯、看表演,覺得很漂亮、很生動,演員表演得非常準確、特別有分寸。有人說《塵埃落定》是一個關于權力的寓言,節目把這條線索拎出來呈現,我覺得很恰當。自己寫的小說,以另一種很有分寸的方式直觀地展現,我感覺很新鮮。我不是那種既希望小說被改編又不愿意內容產生變化的人,不會要求改編版跟小說是一樣的。我覺得在小說故事的基礎上,每一次改編都有自己的發現、都有自己的創造,才有意思。

記者:據說您和關正文導演很有淵源?

阿來:我和正文認識很久了。1997年在張家界參加文學雜志活動時認識的,我們聊文學特別聊得來,后來聊到我手里有一個大家都不看好的小說叫《塵埃落定》,當時《塵埃落定》已經寫出來三年了,沒有人愿意出版它。他說要看看,看完之后,他對小說的理解,跟我對小說的理解相當接近,彼此都很興奮。這本書的推出,跟他有非常大的關系,《塵埃落定》最初是在他當時任職的《小說選刊》上發表的,后來關于《塵埃落定》的一些宣傳推廣,他也花了很大心力。

記者:您曾是《科幻世界》主編,考慮過寫科幻小說嗎?您怎么看眼下的科幻熱?

阿來:我沒寫過科幻小說,我做過十年科幻小說的出版商。我也很喜歡科幻小說這樣一個面向未來的類型文體。不過即使我不寫科幻小說,我也從科幻小說中學到了很多東西。比如,我們的文學要面向未來,即便小說是在寫歷史、寫當下,但是我們的眼光是朝向未來,我們自己的未來、國家的未來、整個人類的未來。因為科幻文學界有句非常重要的話──如果以前的文學是為了過去,那么科幻就是為了未來。懸疑推理,我也看過一些,必須是高智商的、比較燒腦的,但現在很多懸疑推理智商不夠,就不愛看了。這并不意味著我對類型文學不喜歡,我看過各種各樣的類型文學,重要的是,文學除了類型的標準,我們還可以用更高的標準來衡量,真正好的文學都是超越類型的。你說圣埃克蘇佩里的《小王子》,它是童話吧,好像也不是,它是科幻吧,好像又不是,這就是文學的超越性。

記者:您怎么看現在的一些作家寫作班?

阿來:這其實是西方的一種方式,美國很多大學都有寫作班,有本科的,還有能拿碩士文憑的,現在就連中國的很多大學也有了這種班,可以進行一些最基礎的訓練,可能比那些沒有經過訓練的要好一些,但如果認為上完這個班就必然成為作家,那恐怕也是一種幻想。只能說,可以有一個更好的出發點。

阿來有話說

不能用短暫的生命

無休止炮制速朽的文字

2008年5月12日,成都,我坐在家中寫長篇小說《格薩爾王》,在古代神話世界中徜徉。下午2時28分,世界開始搖晃,抬頭看見窗外的群樓搖搖擺擺,吱嗄作響,一些縫隙中還噴吐出股股塵煙。我正在寫的這個故事中的神或魔憤怒時,世界也會像人恐懼或掙扎時一樣劇烈震顫。我可能花了幾秒鐘時間判斷,這些震顫與搖晃到底是現實還是正控制著我的想象。終于,我確定震動不是來自故事,而是從地板從座椅下涌上來,差點兒把我摔倒在地上。

我打電話要求參加省青年聯合會的志愿者團隊。盡管我曾任過這個機構的副主席,盡管負責人是一個老朋友,但被他斷然拒絕。他說我身體不行,我說我有一輛八成新的越野車,而且有豐富的山路駕駛經驗。我得到的答復還是,這事讓我們年輕人干。

天亮了,關于慘重傷亡的消息越來越多,整座城市的氣氛就是每個人都覺得必須做點兒什么。捐款捐物是最起碼的選擇。那時還在成都工作的麥家打來電話,建議他、我和楊紅櫻三個四川作家帶頭發起捐款。他拿出20萬元作為首筆捐款,還在韓國訪問的楊紅纓也在電話里馬上認捐20萬元。我家在農村,負擔多,只能表示心意,捐了5萬元。由此發起一個基金,用于教育方面。所以如此,是因為那時候最揪人心肺的消息,就是災區中小學校發生的大面積傷亡。具體怎么做,沒有想好。先把錢拿出來再說。

平常,成都到汶川,兩個小時車程。現在,近路斷絕。繞行的路線是八百里公路山路,整整兩天。路上,余震不斷。我那輛車伴我穿行這些險象環生的山路,至今車身上還有兩顆落石砸中的傷痕。一處在擋風玻璃上,一處在引擎蓋上。修車時,我特意叮囑把大傷平復,小傷留下。

后來又去過許多災區,一萬多人口的映秀鎮傷亡過半。山清水秀的北川縣城一部分被滑坡埋葬,剩下一多半全部損毀。再往北,青川縣東河口,山體崩塌,把一個村四個村民小組184戶人家、一所小學全部掩埋,700余人被無聲無息地埋入地下。走在地震新造成的地貌上,踩著那些從地層深處翻涌出來陷腳的生土,不敢相信下面就埋葬了一個曾經美麗的村莊。

我唯有埋頭寫我新的小說。災難給我間接的提醒,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暫,不能用短暫的生命無休止炮制速朽的文字。就這樣直到2018年5月12日,十年前地震發生那一天。我用同樣的姿勢,坐在同一張桌子前,寫一部新的長篇小說。這回,是一個西方探險家的故事。下午2時28分,那個時刻到來的時候,城里響起致哀的號笛。長長的嘶鳴聲中,想起在地震中失去的那么多生命,我不禁熱淚盈眶,十年間經歷過、看見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現……我突然淚流滿面。我一動不動坐在那里。十年間,經歷過的一切,看見過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現。

我覺得開寫的時刻真正到來了,就把手頭上正寫得很順的探險家故事放下,新建了一個文檔開始寫《云中記》,當時心里有個強烈的愿望──我要用頌詩的方式來書寫一個殞滅的故事,我要讓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溫暖的光芒。2018年5月到10月,我寫完了這個故事。到此,我也只知道,心中埋伏十年的創痛得到了一些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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