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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何建明:什么是真正的“報告文學”?

來源:南方日報 | 何建明  2019年06月04日09:11

在當前“講好中國故事”的活動中有一種文體特別受到人們的喜歡和關注,那就是“報告文學”。作為文學“輕騎兵”的這一文體,曾經在中國文壇和中國社會中產生過極其重要的影響,如夏衍的《包身工》、徐遲的《歌德巴赫猜想》。然而,這些年來,許多人一提起“報告文學”就會搖頭,因為他們讀到和看到的某些“報告文學”作品,如同喝一杯白開水,根本沒有“文學味道”,也沒有了那種“令人心顫”的感受。這種批評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因為他看到的可能并非是真正的報告文學,至少沒有看到真正優秀的報告文學。

在筆者看來,許多讀者對什么是真正的報告文學的認識和理解還有待提高。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首先是在報告文學的學術“定義”上出了問題。比如最新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上有關“報告文學”的名詞解釋為:“一種散文體裁。以現實生活中具有典型意義的真人真事為題材,經過適當的藝術加工而成,兼有新聞報道特點。通訊、速寫、特寫等可統稱為報告文學。”《新華詞典》則這樣介紹:“是介于散文和小說之間,兼有新聞和文學的特點的散文。”“是散文和特寫的總和。”一看這樣的“名詞解釋”,相信多數人就糊涂了。

確實,這種“權威學術”上的誤導,使得報告文學成為了一塊讓人莫衷一是的“灰色地帶”。西方學界通常把文學簡要分為兩大類:虛構和非虛構,即像小說、戲劇和詩歌一類文體歸類為“虛構”,其余的都統歸為“非虛構”。這幾年,“非虛構”在我國文學界蔚然成風。其實這也并非是一種什么新鮮的“文學現象”,而是我們自己把“報告文學”概念給弄得非馬非牛所致。試想一下,假如有老師在課堂里教學生“報告文學是介于散文和小說之間的、既有新聞性又有文學性的文體”,我想即使再有悟性的孩子也會不知所措,失去興趣。期待以后新編《現代漢語詞典》和《新華詞典》時,能聽聽從事報告文學專業創作和理論研究者的意見。

其二,“報告文學”是一種新興文體,它誕生至今,仍處在流變和成長階段,需要經歷一個不斷提升、不斷完善的漫長過程。中國人過去習慣將紀實性的作品,稱為“紀實文學”,比如司馬遷的《史記》,就是其中的經典范本,也是中國報告文學的“母體”,至今仍難以超越。而現代“報告文學”文體,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一個叫基希的作家創立的,這位生活在歐洲的新聞記者出身的作家,在經歷法國大革命運動過程中,“時常被有限的版面新聞影響,以至發誓要隨心所欲地寫”(基希語),因此他把深入革命現場的所見所聞,通過比新聞報道和通訊特寫更有藝術化的手法,完成了他的一篇又一篇“文學特寫體文章”——這就是“報告文學”最初的“萌芽”。基希的這種文體后來在報紙上發表后,比任何新聞報導更受讀者歡迎,由此慢慢地誕生了一種介于新聞與文學之間的新文體。“報告文學”由此誕生。

基希先生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時,來過一次中國,推介過他的文體理論與實踐經驗,并且根據自己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完成了一部報告文學作品——《中國紀行》。當時正值中國知識分子探索尋求“中國出路向何方”的救國熱,所以一批文學家通過各種文體形式,進行關于民族與個人自身的探求摸索。革命家與革命作家兼于一身的瞿秋白因為向往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國家建設的模式,他寫下了《赤都心史》和《俄鄉紀程》等作品;夏衍則根據自己在上海從事紡織工廠的革命罷工活動經歷,寫下了著名的《包身工》。這就是中國“報告文學”的誕生過程和具有范本意義的作品。

新中國成立之后,一些“好人好事”和“先進人物” “先進單位”,成為了報告文學寫作的主要對象,因此我們習慣把魏巍寫志愿軍的新聞特寫《誰是最可愛的人》和穆青寫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錄》等優秀新聞特寫和新聞通訊,歸為“報告文學”。這一方面讓人們認識“報告文學”和推動報告文學創作,帶來積極意義。然而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人們對報告文學產生認識偏差的開端,因為從這兩篇顯然是“新聞作品”劃歸為“報告文學”作品開始,中國的“報告文學”便出現了一些歧義,或者說界限劃分上的模糊。

徐遲的《歌德巴赫猜想》,無疑使人們真正重新認識了什么是“報告文學”,因為這樣一部由作家用文學手法完成的對一位科學家事跡的書寫,也使得“陳景潤”一下成為了民族英雄和“文學藝術形象”,從而深入人心。可以說《歌德巴赫猜想》使中國讀者真正經歷了一次報告文學的藝術洗禮。

40年來,在徐遲《哥德巴赫猜想》影響下,又因中國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巨變,中國社會每天都在發生無數激動人心的偉大事件和精彩故事,各行各業、各條戰線上不斷涌現出先進人物,于是“報告文學”這一文體被廣泛地運用到這種“人”和“事”的宣傳與傳播上。大批的“報告文學”出現在文學刊物和報紙上。我們應當充分肯定它對“報告文學”文體在中國的發展,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動作用,對中國社會價值觀形成和推動國家發展、提升國民素質,都起到了其他文學樣式很難達到的效果。然而我們同樣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正是這種宣傳式的、新聞式的和過于“直接干預”性的“報告文學”寫作,又使得所謂的“報告文學”作品良莠不齊,既損害和影響了報告文學的聲譽,又妨礙了報告文學文體本身的發展,它還加深了人們對報告文學的歧義和誤解,甚至將“報告文學”與長篇新聞通訊混為一談。

真正的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必定具備“報告性”、“新聞性”和“文學性”這三個“關鍵點”。報告文學的“報告性”,是指作品所具有的信息量、獨家性和同一題材內容上的占有性等絕對優勢與容量;報告文學的“新聞性”,與新聞報導的新聞性有交叉之處,但也有本質上的不同,因為報告文學的新聞性更側重在作品的價值觀上和思想意義上的“新聞性”,即時代性、現實性和當下性;報告文學的“文學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包含了作品的文學語言、文學結構和文學寫作手法等等文學要素。

如果用一句簡單的話來判別什么是“報告文學”,筆者以為,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作尺子:用文學手法寫的新聞報告。或者,那些能真正震撼你的心靈世界、能真正燃燒你的情感火焰、能真正愉悅你的閱讀觀感的“報告文學”,才是真正的報告文學。因為,優秀的報告文學一定會打動你和感動你,而報告文學本身還是一種正在不斷成熟之中的文體,它的流變過程是隨著社會發展和人們對它美感度的不斷要求中仍在繼續擴延中……一句話,這是一個開放型的新文學文體,它的完美將是在人們對它不斷認識和實踐過程中最終形成的。從基希開創這一文體到中國人的自我實踐至今,僅100多年的歷史時間,還不足于對它作出最終的優劣評判,它的“青春成長”需要人們持續地予以關注,這才是對待報告文學應有的科學與理性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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