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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越界之后,她們能否走向遠方

來源:《西湖》 | 袁騰  2019年06月06日09:03

去年下旬,我結束了一段戀情,緊接著就是跟領導出海一周。在浙江南部的海面上,漁政船“鼓鼓”向前推進,我站在甲板口,看著海水無止境地向遠處鋪伸開去,沒有地名也沒有參照,仿佛可以是任何一次旅行。

回來以后,就開始寫《去年你在斯里蘭卡》,因為和前任約定過,有天要一起去斯里蘭卡轉轉,終于也沒能成行。完稿時,我感覺自己像一只被修補好的瓷瓶,積重又圓滿,原來裂縫隙開、光照進來,都只是一瞬間的事。

斯里蘭卡在小說里可以代表隨便一個遠方,它客觀,持重,鮮明,是都市青年沉積已久的兩點一線以外分化出的第三者。《流燈》里的南美也是這樣。它們和布爾喬亞眼里的浪漫情調有本質區別,也無意承載文藝青年的故作矯情,它們就是實實在在的一個出口,是近在手邊又習慣性失去的,無論地名長一點短一點,都是舍不得放手的一個承諾。

都市青年在每天的離家與歸家,理想與現實的兩廂博弈中,從來找不到獲勝方。學生時代在象牙塔里建立起來的秩序,一出社會,立刻被職場、人際和孤獨感推翻。很多人還背負著原生家庭的痛苦,而馬路上的車水馬龍每天都在上演著新的世界。他們如困獸斗,被流裹行,卻還要逞強認下這個現代化的城市,他們嫻熟流利地操作著移動支付,卻沒有任何一筆單為他們的失落而買。

至于那些在陌生的城市洪流掙扎的都市女孩,她們內心的缺口之深是無法想象的。無差別的生存壓力和有差別的“剩女”嘲諷,物質主義消費陷阱以及關于性的迷茫,故人舊友面目皆非,她們在過去與現在,記憶與流言的對照中找不到一點線索,而在這學區縱橫、星巴克遍地的高樓間,沒有擠出一處曠野可以供她們呼喊。

拿我自己來說,我在大學里頗為推崇的那一套文人式的閑看人間的筆法,一入職場,就被酒局、房產、消費主義三個沖擊波給撂倒了,仿佛好好地看著銀幕電影,冷不防給你拉個大近景,詭譎又悚人,導致我很長一段時間動不了筆。我周圍的許多年輕女性,她們一樣茫然找不到突破口,趕在政策調整前買房,趕在三十幾歲前結婚,趕著一波又一波,卻依然好像不是符合預期的出路。

我趕過杭州早高峰的公交車,那些腳踩著高跟、斜挎著Furla的女孩子擠在人群中,站點已經被設置好,到站后也許她們下得來,也許要“突圍”一陣才下得來,然而無論如何,她們不會到達一個出乎預料的奇異的地方。這是都市女孩面臨的最大困境,她們四周滿是旅行廣告和vlog構成的虛擬圍柵,可是她們出不去。我現在已經不趕公交車了,但我愿意為她們代言,我也沒有理由不為她們代言。

前不久有個新聞,講一個小伙子騎車逆行被交警攔下,迫于女友和加班兩方壓力,突然摔了手機失聲痛哭,引起全網熱議。大眾需要這樣一個主題鮮明的“表演者”,來為他們集體的不安全感背書,猶如光天化日看人洗了一個痛快的熱水澡。我想,許多在都市生存的女孩也需要這樣一次“熱水澡”,且是不需眾目睽睽、背負社會情緒的。在《流燈》里,我讓沈航在用清潔球擦地時哭了起來;在《去年你在斯里蘭卡》里,則是潘旖接了民警的電話后抽泣。這兩個故事中,我必須安排一個節點,讓她們自己把困境交代出來,雖然哭過之后也一樣空虛。

當然她們各自有各自的問題。秘而不宣的同性情結、原生家庭的性侵,還有未婚人流,這些理應得到回應的痛苦成為一個個啞謎,結埋在她們體內,無從消解又不得不承認。我想這些灰色地帶的探討到今天已經成了老生常談,可是在這兩個故事里,我不得不接二連三地拋出它們,在本就短促的空間里,女孩們可以假裝鎮定,卻沒有回轉的余地。

這些缺乏身份認同感的外鄉女孩,努力在都市生活中尋求融入,而更遠之境的“外鄉”,于她們來說也只是聊以慰藉的奢望。她們生活的城市成了一座“孤島”,孤島以外皆是泥沼。我覺得這樣的境地太悲觀了點,于是我給了她們一個“檢票口”,一種臨時起意的觀望,讓她們有資格走向比外鄉更“外”的地方去,無論是想象里還是現實中,至少保留了這樣一種可能。

我很喜歡卡佛的敘事流,冷酷、平靜、扼要,有一種深切的力量隱隱在冰下潛行。觀者在閱讀過程中,毫無征兆地就撞上了那個點,那不動聲色卻又決定性轉折的一瞬。電影《時時刻刻》中,原本要在旅館房間自殺的勞拉·布朗,在虛構的潮水中一瞬間想通,也是這樣的意思。這種隱性“越界”,是源于自我審視的內動力,相較戲劇性沖突具有更堅韌的推動砝碼。

在寫作中,我嘗試盡量保持筆法克制,讓人物沿著情緒發展自覺地去越界。《流燈》里,是她們夜晚爬學校鐘樓,滿懷期待地往上往上,仿佛進行一次秘密的升級,然而爬到頂上什么也沒有。《去年你在斯里蘭卡》里,則是主人公偏離原先的路程,爬上江灘邊的一個土坡,對著遠方喊叫,聲音擲在黑夜的虛空里。兩種攀爬,是時間線以外的“彩蛋”,一樣地帶著平凡的英雄主義,且時刻存在著幻滅和踏空的危險。

保險起見,在目前的小說語境里,她們的越界,暫且得不到回音。因為我不相信她們有足夠的力量明確走出目前的境地,或者我自己還不夠有力量,找到接她們出去的路徑。證偽不了的遠方既可以是一個前提,也很容易淪為無解的宿命。我希望在今后的寫作道路上能遇到可塑性更強的女孩,在通往遠方的道路上更決斷,更徹底。或者今天的尤露和潘旖,沿著前路一直走,慢慢也就看到光了。

最后,非常感謝《西湖》雜志社,刊登這兩篇不成熟的小說,給了我創作上莫大的鼓勵。雖稱“新銳”,論“新”已覺后浪來襲,論“銳”更是要好好磨礪。也要感謝甫躍輝老師,為我撥冗寫評。躍輝老師創作之余常不忘激勵我這樣的后輩,多年未見了,向他約評開口就說好,實在是其情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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