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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李洱《應物兄》描繪當代知識分子群像

來源:華西都市報 | 張杰   2019年08月26日23:19

“嚴格說來,中國新文學就是從寫知識分子開始的,比如魯迅的《狂人日記》。寫知識分子其實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重要傳統。我自認為,自己受到這個傳統的影響。”

——李洱

《應物兄》獲茅獎消息傳來后,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記者撥通了李洱的電話,但他當時在忙,掛掉電話后發來一段信息,其中有一句說:“我想,評委們對《應物兄》的現實品格表示了鼓勵,對艱苦的文學探索表達了信心。”

李洱是公認非常重要的小說家。他的作品不算多,但質量上乘。他的《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至今被讀者津津樂道。尤其是在《花腔》中,他周旋于各種文體之間,把日記、游記、詩歌、隨筆、新聞通稿、地方志、回憶錄進行自由切換,令人眼花瞭亂,表現出極高的藝術水平。

知識分子群體

活色生香的生活經歷

13年前,李洱開始寫《應物兄》。在這個過程中,李洱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把家從鄭州搬到了北京。剛剛安定下來,母親突患重病。作為家中長子,為了給母親治病,他和三個弟弟在幾大城市求醫問藥。寫作的過程很辛苦。他通常是利用業余時間寫作,節假日對他最為珍貴,平時都是晚上9點半開始寫,寫到12點半。人到中年,百事叢生,精力也不比從前,所以寫得很慢。很多次,他以為這部小說寫不完了,留下半部作品。在朋友的催促下,他最終還是完成了這部作品,雖然寫作時間顯得比較漫長。

《應物兄》首發于2019年《收獲》長篇專號秋卷和冬卷,之后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上下冊單行本。“應物兄”,這個似真似假的名字,串連起30多年來知識分子群體活色生香的生活經歷,小說虛構了濟州大學“儒學研究院”的籌建,試圖探討并勾勒出這一過程中一群負重而行的人群的精神軌跡。《收獲》主編程永新對這部作品很贊賞,“在寫作上,我認為李洱是接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作家、又有自我開拓延續精神的作者。拿到書稿讀完后非常激動,李洱將人物的生動性,通過儒學研究院和傳統文化的聯系,把中國幾十年間知識界、文化界各種現象呈現出來。”

獲得第九屆茅獎的上海作家金宇澄,把《應物兄》比作升級版《圍城》,“《圍城》的故事發生于戰亂時代,而在今天平靜如水的日子下,《應物兄》描繪的是更加復雜、更加曖昧的知識分子圖像,外國人要了解最近30年的中國知識界,看這部小說就夠了。”

熟悉他們

就像熟悉自己的臉

為什么這么精心描摹知識分子?李洱在接受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記者采訪時曾這樣解釋:“首先當然是因為我熟悉他們。可以說,幾十年來,我每天都在與這個人群打交道,某種意義上相當于每天都在深入生活。我熟悉他們就像熟悉自己的臉,熟悉自己的心跳。他們的愛之深、責之切,他們的歷史感,他們與現實的摩擦系數,都與我們的歷史、現實和未來有關。所以,我很自然地要去寫他們,帶著揮之不去的感情去寫他們。其次,自然也有文學上的考慮。你知道,嚴格說來,中國新文學就是從寫知識分子開始的,比如魯迅的《狂人日記》。寫知識分子其實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重要傳統。我自認為,自己受到這個傳統的影響。”

在《人民文學》雜志主編、文學評論家施戰軍看來,李洱一方面書寫中國和中國人的、中國文化的、中國心靈的故事,同時他的寫作也具有國際性。李洱可以說是國際性非常強的一位中年的實力派著名作家,他這次獲得茅獎,我內心非常非常高興。我相信《應物兄》會得到更成功的、更廣泛的推廣,因為他值得更多讀者的關注與閱讀。”

李洱行事風格低調。很多作家出了新書,總是會張羅開新書發布會或者組織研討會。但他卻很少做這些。李洱認為,作家可以對文學現象、文化現象說話,但不應該對自己的某部作品說得太多,因為這會對讀者構成干擾。《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出版的時候,他就提醒自己要少說活。“本質上,我是一個害羞的人。公開談論自己的作品,總讓我有一種嚴重的不適感。因為工作關系,我每年要參加多場作品研討會,但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排斥給自己的作品開研討會。”2003年,小說《花腔》第一次參評茅獎。那已經是16年前的事了。后來的《石榴樹上結櫻桃》,他自己覺得不符合茅獎要求,就對出版社和作協說,最好不要填表。

歡迎有爭論

但一定不要脫離文本

2019年,《應物兄》參評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李洱依然謙虛,“因為好作品比較多,所以我認為難度很大。能夠獲獎,其實有偶然性。”8月21日,在剛剛開幕的第26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人民文學出版社舉辦“茅獎”最新作品《牽風記》《應物兄》版權推介會”。《應物兄》作者李洱出現在現場,接受了多家媒體的集中采訪,坦率回應了諸多有關他獲茅獎的問題。談到今年的茅獎競爭很激烈,他心理上有沒有進行過預設?李洱說,“可上可不上,”但還是“有一點信心。”

對于《應物兄》的評價,除了非常多的熱烈贊揚,也不乏有個別批評之音。關于這次獲獎,會不會在文本質量上擔心一些爭議,李洱說:“我是歡迎有爭論的,但一定不要脫離文本。尤其不要把我以前的所有作品里面的一些個別字、詞、句挑出來放到一篇文章,讓讀者感到是這篇小說里面出現的。”談到作家跟獎項之間應該是什么樣的關系?李洱說:“作品完成之后跟獎項有關,作品完成過程當中跟獎項無關。因為獎項是一種社會性活動,完成之后它也成為一種社會性資源。在寫的過程當中,我相信認真的作家沒有會去考慮(獎項)。在寫作之前、寫的過程當中就考慮是否獲獎,反正我不認識這樣的作家。”

李洱透露,獲茅獎并沒有打亂自己原本的創作和生活節奏,“該怎么過還是怎么過。”當然,帶來的改變也有,“可能會有更多讀者。”

名家簡介

李洱,男,1966年生于河南濟源。曾在高校任教多年,現為《莽原》雜志副主編。著有《饒舌的啞巴》《遺忘》等小說集多部,長篇小說《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應物兄》。曾獲第三屆、第四屆“大家文學獎”(榮譽獎),首屆“21世紀鼎鈞文學獎”,第十屆“莊重文文學獎”。2019年8月16日,憑借作品《應物兄》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專訪李洱

對中國作家而言

現實是最難寫的

2019年初,《應物兄》剛出爐之際,被封面新聞“名人堂”評為“年度十大好書”之一。李洱本人也獲得“年度十大作家”稱號。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有機會與李洱進行過一番深入的訪談。從中我們看到,李洱更為深入的創作觀和文學觀。

長篇小說

試圖與碎片化進行對抗

封面新聞:一個人能潛心13年寫一部作品,這需要很大的定力。很多人都會擔心被遺忘,希望以盡快的速度拿出作品。

李洱:寫作的時候,作家通常不會去考慮外界的評價,無論是好的評價,還是不好的評價。你惟一要做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寫,按照人物的發展邏輯去寫。對我自己而言,我在書的后記寫了,我每天都與書中人物生活在一起,如影隨形。這當中,當然也有朋友催促。不過,我還是盡量按照原有的節奏去寫。當然,我承認,如果沒有朋友們的催促,如果不是意識到它也需要見到它的讀者,這部小說可能真的無法完成。所以,在后記中,我不由得動了感情,我說,當我終于把它帶到讀者面前時,我心中有安慰,也有感激。

封面新聞:一般情況,長篇小說主要是靠故事情節推動。在講好故事的同時,還能保持文筆靈動的小說家,是非常少見的。但是看《應物兄》,隨便翻開一頁,都能順暢讀進去。你的敘述非常細微、新鮮而具有美感。這是現當代長篇小說非常難得的一個品質。您如何看待長篇小說的獨特功能和魅力?

李洱:《紅樓夢》就不是靠故事情節推動的,靠的是無數的細節,無數的知識,無數的疑問。長篇小說,主要不是指篇幅長。長篇小說可以看成作家和讀者共同完成的關于世界的總體性想象。它是經驗的晶體,有多個切面,你可以從不同的切面去觀察它,觀察它所構筑的世界圖景。有一種說法認為,世界早已分崩離析,人們愈來愈生活在一個“碎片化”時代。這可能說出了部分現實。但長篇小說仍然試圖與它進行對抗,使人們的意識有可能從碎片構成的迷霧中走出來,在盲目性中發現自我與世界的真實關系,并提醒你不斷積級地調整這種關系。在我看來,這可能是長篇小說存在的重要理由。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何那么多作家愿意為此孤注一擲,那么多讀者愿意為此全力以赴。你想了解這個世界,你想借由文字進入這個世界,當你捧起一部長篇小說,事實上你就開始與這個世界進行真實的對話。

封面新聞:現在生活因為各種碎片化價值不大的信息很多,導致人很容易精力分散,人很難專注到一件事上。有耐心閱讀長篇小說的人,是遠遠比不上那些在手機上看短視頻的人多。對于文字本身、純文學在當下時代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您是如何看待的?

李洱:你或許也有這樣的感受,手機上接受到的信息,絕大多數是無聊的、負面的、重復的信息。它們貌似與你的生活有關系,其實沒有太大的關系。或者說,它們與你不是真實的關系。你看到別人起高樓、看到別人宴賓客,看到樓塌了,它也只是在一秒鐘之內刺激了你的神經而已。一秒鐘之后,你的腦子又成了一片空白,連個影子都沒有留下。事實上,這已經成了我們每天都能看到的景象。請相信,此種情況對人類的情感、對人類的思維、甚至人類的智力發展,都有極大的負面影響。我想,閱讀長篇小說,當然我說的是真正有價值的長篇小說,有可能緩解這種糟糕的趨勢。真正的長篇小說,對世界、對現實,提出了疑問,一個長長的疑問。這不僅僅是作者的疑問,也是作者與讀者共同的疑問。

希望10年之后

能拿出第三部小說

封面新聞:用小說的形式來描摹當下,表現現實,其實是非常難的。《應物兄》中講述的就是當下。就您寫《應物兄》的體驗,感受如何?

李洱:我前面已經提到了,當下是最難寫的,尤其對中國作家來說。在歐洲,它的變化要小很多,作家的寫作相對起來要容易一些,因為有經驗可以借鑒。對中國作家來說,如何表現現實,很多時候你只能自己摸索。因為變化太快,你的生活尚未沉淀出某種形式感,它就過去了。所有的器物,更新換代太快了,它尚未進入記憶,就已經淘汰了。而賈府門前的石獅子,是千年不動的,它已經成為一種穩定的心理結構的一部分,你把它呈現出來就行了。現在,這種便利條件沒有了。

封面新聞:在變化如此快速、復雜而豐富的時代里,人內心的迷茫,其實是渴望一個作品,給它一個形式來表達、呈現出來。《應物兄》得到讀書界如此熱烈的回應,跟它精準描摹和表達的是我們當下時代,有很大關系。

李洱:對于古今中外的所有作家而言,現實都是難寫的。對于中國作家而言,現實肯定是最難寫的,因為變化太大了。我有時候覺得,要真正理解中國的變化,人類的智力似乎有點跟不上。寫現實,對中國作家構成巨大的挑戰,這個挑戰肯定比曹雪芹當年遇到的挑戰大得多,它對作家的知性能力和敘事能力,提出了極高的要求。我想我這輩子只寫3部長篇,寫一部關于歷史的,就是《花腔》;寫一部關于現實的,就是這部《應物兄》。如果上天眷顧,我希望10年之后我能拿出我的第三部小說,關于未來的。當然,這當中我可能會寫些稍短一些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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