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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絳的寂寞與高貴

來源: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微信公眾號) | 王燕  2019年10月09日11:10

楊絳是個多面手,劇本、小說、文論、散文、譯作均有涉獵,且頗受讀者推崇。但從評價話語體系勘探,尤其是從文學史考量,楊絳是寂寞的。一九八〇年代以前的文學史(如一九五五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丁易著《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一九六二年吉林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編寫組撰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均沒有提及楊絳。一九八〇年代重寫文學史,在一九九〇年代之前出版的文學史還是不提楊絳。世紀之交,楊絳才開始在老年散文創作群體里占據一席之地(如一九九六年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的劉錫慶的《新中國文學史略》、一九九九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和一九九九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7)》。進入二十一世紀,楊絳研究雖然逐漸增多,文學史對其評價也日漸升溫,比如凌宇肯定楊絳四十年代的喜劇對市民文化的諷刺,劉勇挖掘楊絳散文“超然體悟世俗人生”的獨特韻味,德國漢學家顧彬謂“翻譯家楊絳”寫散文“語言波瀾不驚、無怨無悔”。此外,還有學者針對她的小說、散文或戲劇做過專題研究,如楊義、敏澤、張健等人。但總體上看,對楊絳創作的綜合研究始終沒有充分展開,缺少整體觀照和全面梳理,大多是局部評論和研究。目前,只有孔慶茂的《楊絳評傳》(華夏出版社,一九九八)和羅銀勝的《楊絳傳》(文化藝術出版社,二〇〇五),相對兼顧全面。這些情況,充分說明當代文壇對楊絳的文學貢獻已有所關注,但仍未能給予她完整充分的評價。

那么,楊絳作品的“寂寞”根源何在?是什么遮蔽了文學史家的洞察力?筆者認為,楊絳創作的邊緣化以及缺乏整體研究,不僅關涉作家的文學史地位,還牽涉到文學評論的尺度標準。本文以此為出發點,探究影響楊絳創作評價的可能原因。

獨立姿態:沒有主義的旗幟

從楊絳涉足文壇開始,她堅持寫作是心靈的自由表達,既不訴諸個人功利,也沒有文學啟蒙的救世主情結,而是抒發自我、關注個體,堅持知識分子的獨立姿態,與文學的時代潮流始終保持距離。這種創作態度代表著一類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清高孤傲和明哲保身。他們往往鄙視功利創作行為,寫作只為吐一己之快,以靈魂獨立和心靈高潔為創作根本,有一種以文自娛或以文養身的貴族氣,這類知識分子往往容易為主流話語所遮蔽。另一方面,文學史常圍繞文學社團、創作流派或文藝論爭來編纂,以此為單個作家定位。作家若依附于某個流派或團體,相對比較容易在文學史中占據一定位置。楊絳先后在北京、上海學習和生活過,兩處都是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中心城市,要加入某個社團是輕而易舉的事。但她堅持獨立的創作姿態,淡泊名利,拒絕跟風作秀,更不拉幫結派,始終游離于宗派論爭之外。因此,文學史一度忽略楊絳的創作也不奇怪。

什么時期寫什么,楊絳自有主見,這是一種遵從內心呼喚的選擇。她早期的小說散文,算是練筆,主要表達人生感悟和哲理思索,跟當時改造國民性的啟蒙思潮不搭邊。這些傾吐個體經驗的文字并沒有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四十年代羈留孤島上海,楊絳在朋友鼓勵下嘗試寫劇本,發表了幾個反映小知識分子生活的世態喜劇,演出后反響熱烈,深受業內同行柯靈、李健吾的好評。不過,在民族危亡時刻,大談兒女私情,拉扯家長里短的作品很難博得評論界的持久關注與贊譽,幾朵開在戲劇園地的小葩,就此湮沒在五光十色的革命文學洪流中。同時期,楊絳還寫了一些世情小說,刻畫都市中下層百姓生活和小人物的靈魂掙扎,沒有發表的機會,就鎖進了抽屜,束之高閣。五十年代文學語境變遷,楊絳明智放棄創作而“遁”入翻譯,非常年月的無奈選擇也做得風生水起。八十年代,楊絳的《洗澡》和《干校六記》恰如詼諧的小插曲,打破了反思文學揭露與控訴的單調氣氛,率先引領了文學自我的覺醒。二十世紀末,文學創作日趨多元,許多流派各領風騷三五年,喧嘩而熱鬧,楊絳兀自清醒。清理著夫君畢生的讀書筆記,沉湎在和往事故人的心靈對話中,篤定淡泊地咀嚼著記憶。愛女錢媛和伴侶鍾書相繼去世,失親之巨痛沒有打倒楊絳,英文版《斐多》(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對話錄之一)翻譯完成了(二〇〇〇年四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錢鍾書手稿集》收工,《我們仨》和《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的心語出爐了,我們看到了一個心靈自由,藝術青春常在的楊絳。

(本文節選自《楊絳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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