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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杜宣學生時代的文學戲劇活動

來源:文學報 | 桂未明  2019年10月09日11:34

原標題:文藝之中,他尋到了真理——父親杜宣學生時代的文學戲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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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父親杜宣從九江來到上海,考入吳淞中國公學預科,是一個愛看書愛寫詩的學生。“九一八”事變爆發,打破了學校的寧靜。父親跟著進步同學一起走上街頭游行、演講,乘火車去南京請愿,敦促國民政府出兵抗日。1932年1月28日,位于吳淞口的中國公學被日軍的炮火夷為平地,憤怒的學生在左翼戲劇家董每戡教授的指導下,成立了“中公劇社”。預科生和大學生都可參加,父親也是組織者之一。

董每戡是劇社的導演,他幫劇社排了田漢和他自己的兩個獨幕劇。父親不是演員,但在董先生一個多月的排戲、說戲的過程中,他漸漸被戲劇的魅力所吸引。同年10月,他在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秋天,在地下黨的領導下,“中公劇社”連續40多天在新世界劇場演出這些劇目,專為東北抗日義勇軍募捐寒衣。他們正為演出成功而喜悅時,父親和同學中的幾個支部委員都被校方開除學籍。父親很不甘心。在左翼戲劇家聯盟的領導下,1933年元旦,他們成立了“三三劇社”,父親是負責人;劇社中成立了“劇聯”,由父親做組長。父親說,從這時開始,他進入了正規的戲劇活動。那年他19歲。

1933年,父親東渡日本,在東京日本大學法律系學習。年末的一個晚上,因買書結緣的光華書店老板請父親去吃飯。父親應約來到早稻田大學附近的“有明館”。原來老板請的是郭沫若,父親是作陪的。

魯迅和郭沫若,是青年心中的兩大偶像,可望而不可即。現在郭沫若就在眼前,父親大喜過望。郭沫若招呼父親到身邊坐下,詢問了他的姓名和籍貫,接著問起父親是否聽說過一個從日本回江西的他的同學?原來,這位郭沫若的留日同學竟是父親讀私塾時的老師。說到了熟人,父親就放松了。郭沫若煙癮很大,侃侃而談,他叮囑父親首先要學好日語。而后向父親介紹了三位剛從帝國大學中文學部畢業的竹內好、武田泰淳和岡崎俊夫。他們組織了“中國文學研究會”,還出版了一本《中國文學》期刊。郭沫若說你們一定能夠取長補短。后來父親和他們成了終生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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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夏,父親在茅崎海灘租了房子度假。一天,竹內好和武田泰淳,帶了一本剛出版的《文學季刊》(一卷三期,1934年7月1日出版)來找他。上面有曹禺的處女作《雷雨》。竹內好說,他已看了,寫得好。建議喜歡戲劇的父親也看看。他還在目錄上,用紅筆把《雷雨》圈了出來。父親連夜讀完了劇本,劇中的情節在他腦海里很長時間揮之不去。

暑假過后父親回到東京,同愛好戲劇的中國留學生們討論《雷雨》,打算把它搬上舞臺。父親認為他一人導演,能力不夠,便邀請劉汝醴和吳天一起來導。請了商科大學邢振鐸兄弟等人參加演出。舞臺制作方面,父親尋求日本左翼戲劇的前輩秋田雨雀先生的幫助,他介紹了筑地小劇場的舞臺部來制景;化妝、服裝和音樂也由日本朋友擔任。1935年4月27日,以“中國話劇同好會”的名義,《雷雨》在東京一橋講堂正式公演。因劇本較長(至少四個小時),違反了日本政府的“夜間娛樂活動不得超過十一點”的規定。演到第三幕時,警視廳來人當場禁止演出。全場都很震動,但觀眾都表示了諒解。那明后天怎么辦?父親不得不連夜刪去序幕、尾聲,調整第三幕,以保證后面兩天的演出。

這是《雷雨》在國外的首演。它打響了曹禺的知名度。那時巴金正在東京。他看過話劇彩排,也去看了第一場被終止的戲,父親那時并不知道這些。時過20多年,巴金把珍藏的一張當年《雷雨》的劇照送給了我的父親。

《雷雨》首演成功之后,父親他們特地給曹禺寫了一封信,報告他們排練和演出的情況。曹禺的回信中,在感謝海外友人的辛勤勞動之外,對演出中的一些處理方式有不同看法(如:導演們削弱了“離奇”的情節,強調了魯大海的形象)。曹禺寫道:“我寫的是一首詩,一首敘事詩”,“但絕非是一個社會問題劇”。對劇本的刪節“只好認為是無法子的事”。父親他們認為,這封信反映了作者世界觀上的矛盾,決定在父親主編的《雜文》雜志上發表,并由父親加了“編者按”,以供戲劇愛好者研究參考。

對于父親編的這本《雜文》雜志,我是工作后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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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吉林省《吉林文藝》編輯部工作。大約是1975年,編輯部打算新開一個“東北作家群”欄目,要求我負責組稿。我思想負擔很重。正好過年回家探親,我把煩惱告訴了父親。他聽了之后就把他曾向魯迅和郭沫若約稿的往事告訴了我。

他翻出這本雜志給我看,封面上是木刻的“雜文”兩字,印有“《左聯東京分盟》主辦刊物”字樣,有日本三名戲劇改革者的頭像,雙色印刷。這是他和帝國大學的同學猛克等人合辦的。雜志內容除雜文外,還有文學作品、評論文章和外國文學譯介,很豐富。父親說,他們是自籌資金辦的,不付稿費,大家積極性很高。父親第一個就找郭沫若約稿,聽父親說明來意,他讓父親等著。當場就寫了一篇散文《阿活樂脫兒》(axolotl指北美墨西哥熱帶地方的一種兩棲類動物),署名“谷人”,交給父親。父親有點失望,但郭沫若說:“讀者看的是文章,不是看名字的。”父親拿回去后,還是把它放在第一期頭條。1935年5月15日《雜文》第一期出版后,父親立即寄了一本到上海內山書店請他們轉魯迅先生,還附約稿信。很快,魯迅先生寄來一篇《孔夫子在現代中國》,署名“魯迅”。父親很高興,馬上寄給郭沫若看。不久,父親就收到一篇署名“郭沫若”的文章:《孔夫子吃飯》。這兩篇文章同時發表在《雜文》第二期上,在文學界影響很大,發行量大增。敘述中,我仿佛看到了父親年輕時的興奮。父親還說,做編輯的也要學會和人打交道。真正的大家是很看重年輕人的。他們說不定喜歡和你說話呢。他們問什么,你就說什么,只要心誠就好;即使碰釘子,也是一種學習。他鼓勵我去嘗試。

回東北時,他給我寫了幾封介紹信,以備不時之需。后來我去北京找了舒群、端木蕻良、駱賓基等人,完成了組稿任務。

那時,吉林省文聯有個資料室,休息時我常去那里看書。一天翻到一本《聶耳紀念集》,16開本,是油印的。我很好奇,打開了它。居然發現我父親在1935年11月1日,寫于東京的《永別了,聶耳》一文。我不假思索地把它抄了下來,寄回上海。后來聽父親說,聶耳在上海時由田漢介紹加入了左翼劇聯和音聯。1935年春因躲避國民黨追捕,來到東京。他們第一次請他來講課時,父親并不知道聶守信就是聶耳,還鬧了笑話。他看著簽名本上“聶守信”的名字,在會上說,今天本來有位音樂家聶耳先生要來參加大會,不知道來了沒有,結果聶耳在會場里站了起來自報家門,當時大家都怔住了。以后他們就熟悉了。父親說聶耳長得很健壯,非常健談。這年7月,他們相約去北條海岸度假。父親他們打算請聶耳介紹他創作《義勇軍進行曲》《大路歌》《賣報歌》等這些鼓舞人心,又貼近人民生活的電影音樂和群眾歌曲時的感想,沒想到在7月18日上午,他們收到聶耳房東的急電,說聶耳17日晚在鵠沼溺亡。這個暑期,留學生們忙于聶耳的悼念活動,由父親提議油印了這本紀念冊。聶耳比父親長二歲,去世時才23歲。他的去世,父親為之惋惜。在父親晚年時,我還陪他去了鵠沼海邊進行憑吊,那里建有由秋田雨雀撰寫碑文、郭沫若題寫的《聶耳終焉之地》的紀念碑。

《雷雨》的幾場演出引發了中國留學生對戲劇的興趣,“中華留日學生戲劇座談會”就這么成立了,不管是文科生,還是理科生共有四五十人。父親他們又連續排演了果戈理的《視察專員》、托爾斯泰的《復活》、田漢的《洪水》等劇。因為是秋田雨雀介紹的,他們在筑地小劇場演出時,場租費只收半價。之后,父親他們又以“留日劇人協會”的名義演出了易卜生的《娜拉》。在這段時間里,通過秋田雨雀,父親認識了日本左翼戲劇家、新協劇團團長村山知義先生,加強了和日本左翼戲劇的關系。此后兩年間,他們一批人幾乎觀看了新協劇團和新筑地劇團所有的劇目,那都是些知名的導演、演員和舞臺設計家的作品。父親不斷地充實自己,有的劇目是從彩排時跟進,連裝臺也不放過,哪怕通宵達旦。父親一直記得,黎明時分他們走出劇場,拖著腳步,去坐高架電車的情景。

在日留學期間,父親得到了郭沫若、秋田雨雀等戲劇前輩的提攜,又參加了許多扎實的文學戲劇活動,這對提高父親的戲劇文學修養和水平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1937年“七七事變”后,國內抗戰全面爆發,父親離開日本回國,又投身新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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