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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楚風vs老藤:炊煙不再,帶來的不僅僅是傷感

來源:《長江文藝》 | 曾楚風 老藤  2019年10月09日08:45

老藤

曾楚風(以下簡稱“曾”):幾年前,我的大學同學謝欣還在《中華文學選刊》當主編,每期給我寄雜志,偶爾看到署名老藤的一篇小說,頗長,名字不記得了,印象深刻是他把北方一個小城市小公務員的生活寫得有聲有色,煙熏火燎的(他的作品寫吃食多,也許是我的注意力比較容易集中到這點上)。而這種聲色不是生拉硬拽地展開,細節極其豐富,卻張弛有度,令閱讀興趣盎然,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我當時就想:這人是誰?怎么這么能寫?老謝告訴我此人是遼寧作家。我的大學同學女真(張穎)一直在遼寧文壇活動,對那里的情況了如指掌,她告訴我老藤本名滕貞甫,時任大連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這我沒想到,感覺很多文學青年,一旦步入官場,特別是當到一定級別的官兒,真正的文學寫作生涯就完蛋了。我記得當時就打電話給你約稿,你很客氣,但一直沒寫,我能理解工作很忙,那幾年大連很多大型活動。2018年,我收到了中篇小說《手械》,發表后反響很不錯。近兩年,用女真的話說,你是“寫瘋了”,短篇中篇長篇一個接一個,名家的評論很深入,高水平的研討會不少,你自己也寫創作談,表達自己的文學觀點,闡釋自己的作品,我還是覺得讀者對你這個人不太熟悉,想聽聽你的生活和寫作經歷。

老藤(以下簡稱“滕”):您提到的那篇小說應該是《遼西往事》。2002年,我到遼西掛職,掛職期間當地發生了很多大事,一個是“非典”,遼寧第一起“非典”死亡案例就發生在當地的三十家子鎮,“非典”這頭怪獸把我們折磨得好苦,當地有幾萬人在北京打工,北京成了疫區后,這些人都紛紛往回跑,回來按規定需要隔離,只能在田野里搭個帳篷,每天家人拎著籃子去送飯。我就問一個隔離的中年漢子,按理說北京醫療條件比遼西好,國家又是免費治療,為什么要往回跑,這個男人告訴我:要死也死在家里。這句話對我觸動很大,故鄉再窮也是家之所在,這種情感是輕易不會改變的。還有一件事是數千學生豆奶中毒事件,因為節日放假,豆奶加工設備沒有處理好消毒,上班后加工的豆奶受到污染,引起大范圍師生中毒,當地所有醫院連走廊里都住滿了中毒的學生,在和上訪學生家長交流中我發現了遼西百姓質樸的一面。比如說他們進京上訪,跑到一個招待所關緊門窗搞絕食,既不通知媒體,也不在網上炒作,真真切切在那里絕食。當然,經過工作人員勸說,矛盾最終得到化解,但這件事讓我看到了遼西人可愛的一面。我很多作品都是以遼西為背景,比如《熬鷹》《無雨遼西》《戰國紅》等等,我常常對朋友說,遼西的確是文學的富礦。遼西歷史悠久,著名的紅山文化就發祥于此。曹操大破烏桓也在那里,至今白狼山上還能撿到銹蝕的箭簇,白狼山、白狼河也因此被寫入歷史。安祿山造反的大本營也在遼西,那個時候叫營州。在遼西大地行走,你會忽然發現莊稼地里有被埋到腰部的石像生,有個村莊名字就叫石羊石虎村,那里應該是契丹達貴的陵墓。當年,我帶著司機一個鄉一個鄉走,記了許多筆記,這些筆記便成為我日后創作的寶貴素材。

我出生在山東即墨,著名的“田橫五百士”就發生在我家所在的鎮。九歲時,舉家搬到了黑龍江的五大連池,搬家的理由就是現代版的闖關東,因為七十年代初期黑龍江日子比山東好,山東當時的主食是地瓜、地瓜干,我一直到今天也不喜歡吃地瓜,就是小時候吃傷了,一見到地瓜就燒心,而黑龍江的主食是小麥玉米,這對于靠地瓜果腹的膠東人來說,吸引力蠻大。后來,我就在那里上學、工作,到1993年,從五大連池市調到了大連。有時候我會把兩個地名在一起比較,五大連池,掐頭去尾不就是大連嗎?這也許是冥冥中的一個巧合。在2016年之前,我先后在黨政多個部門工作,雖然繁忙的工作占去了絕大多數時間,但文學的初心像一粒種子,吸吮著心血和汗水日益膨脹。我覺得文學能讓人活出雙倍的人生。2016年9月,遼寧省作協換屆,省委把我從大連調到了沈陽,文學工作便成為我的主業。我覺得文學對于我來說是一種回歸,也是一種反芻,職業和愛好能夠結合起來是很多人的夢想。到作協工作后,先后寫了長篇小說《刀兵過》《戰國紅》《蒼穹之眼》,還寫了一本國學方面的書《孔子另說》,這些作品都是反芻的收獲,沒有大量的生活積淀,很難短期內完成這些計劃。

曾:我對你小說中的地理特征印象深刻。你總是花費大量的筆墨用盡心力來描繪人物生活的地方。比如遼西。我以前對遼西沒概念,女真經常在那片大地上行走,她說:大的遼西主要指朝陽,阜新,錦州,葫蘆島,是我們這疙瘩相對窮的地方,但也各有特點。錦州、葫蘆島,離山海關近,有海,阜新沒什么玩的,盛產瑪瑙,一般小范圍說遼西,多指朝陽,這地方風景一般,有歷史文化,考古發現多,有化石,“有世界上的第一只鳥,第一朵花”。寫到這里,正好收到我大學同學羅新的新書,里面有一篇小文《關于“西有敦煌,東有朝陽”的幾點說明》,他告訴我們,“只說中國的陸路對外文化交流,所有交流的重要對象并不僅僅是西方的中亞及更西地區,還有北方的阿爾泰語和與阿爾泰語關系較近的幾種語言所覆蓋的朝鮮半島及日本列島,如果說敦煌正當前者的交通孔道,那么朝陽就在后者的歷史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你筆下的遼西主要指朝陽吧。再往小一點說就是凌源。

滕:我生活中有兩個地方一直念念不能忘。一個是青少年時期生活過的訥謨爾河濕地,一個是遼西的凌源市。這兩個地方是我心田里的兩洼春韭綠,常想常新。訥謨爾河是嫩江的支流,在由小興安嶺流向嫩江的途中,形成了一塊幾十公里長、數千米寬的條狀濕地,濕地里有數不清的池塘,當地叫泡子,每個泡子里都有很多魚,三花五羅十八子都能在這里捕到。那個時候學生不補課,下午放學后,便會三兩個小伙伴各扛一根魚竿,拎一個魚簍,魚簍里放一個盛著蚯蚓的罐頭瓶,一起哼著歌到濕地釣魚。水泡子邊開滿鋼筆水顏色的鳶尾花,還有大朵的芍藥,不時有野鴨、長脖老等在泡子里游來游去,它們并不怕人,有時會游到浮漂處查看一番。這些水泡子原本就是它們的領地,我們這些垂釣的少年才是外來者。夕陽西下的時候,一般情況下會釣到三五斤魚,大都是一種嘴大笨拙的山胖頭,又叫老頭魚,還有鯽瓜子、湖羅子和鯰魚球子。老頭魚需要去頭、剝皮,然后燉湯,那種椰汁般的魚湯鮮美無比,到目前為止,我認為只有河豚魚湯才可以和它比肩。味道的記憶深刻頑固,有時不自覺就會在作品中散發出來,我在《薩滿咒》中對這片濕地做了詳細描繪。我深愛著這片濕地,也關注它的命運,不幸的是這片美麗的濕地被開墾成了稻田,因為種田需要使用化肥和農藥,那些泡子和泡子里的三花五羅十八子也就不見了。

凌源市清代叫塔子溝,我到凌源工作后找了一本《塔子溝紀略》細細研讀,就如我前面講到的一樣,凌源非常值得挖掘。我覺得地方美食是文學的高湯,沒有美食的文學會變得寡淡。凌源讓我有許多懷念,小吃美食自然不可或缺。比如說杏仁粥,這是一種其他地方很少見的粥,用小米和杏仁熬制,熬粥學問很大,懶婆娘是不能主廚熬杏仁粥的,因為熬粥要用葫蘆瓢高高揚起一百下,通過揚,散去杏仁毒性,揚不到百下,人喝了會頭疼。此外,還要在粥中加入切碎的豆角,據說豆角能解杏仁毒。杏仁粥的妙處是提神益智,醒酒祛穢,如果宿醉不解,早晨喝一碗熱乎乎的杏仁粥,渾身發出汗來,就會神清氣爽、滿血復活。凌源還有一種小吃叫撥面,我在《刀兵過》里寫到了這種小吃。那是一種莜面,對治療和預防糖尿病、冠心病、動脈硬化、高血壓等多種疾病有益。撥面場面不小,面板寬、和面硬、撥刀大,撥出的面細如發絲,面師直接把面撥到沸水鍋中,撈出后澆一勺肉湯鹵,保準你吃個溝滿壕平。撥面好吃卻不能多吃,不好消化,有一次晚飯我吃了兩大碗,結果在政府大院里散步到半夜,因為肚子像鼓一樣圓滾滾的,躺下也無法入睡。

曾:我記得第一次你告訴我小說名字叫《蛇虺》,后來叫《遣蛇》。我說,只看名字想不出要寫一個什么樣的故事,你回我說,呼蛇容易遣蛇難。這就好理解了。原來這個小說發生在黑龍江畔的大平臺村。你如此用心地描繪著此地的自然景觀,風俗習慣,人的氣質,從歷史風貌到現實狀況,不厭其繁。小說中的人物關系也是相當復雜,主人公是方石齊三戶人家,三家各有祖傳絕技,方家是行醫的,石家是制酒的,都與蛇有關,齊家是吹嗩吶的,三家三代人恩怨糾結。而在當下生活中,方家的后人方世坤在江汊子里養“蛇頭”(一種魚),石家后人石鎖在池塘里養“三道鱗”(另一種魚),齊家后人齊大嘴還在吹嗩吶并兼任村主任。從駐村書記“我”的視角來看這個村莊一年中發生的事情,我很想用一句詩來贊揚你的鋪陳: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樣的筆墨可以想象你花費了多少功夫。想聽你談談這個作品是如何養成的。我特別想知道這個大平臺村是如何想象出來的。

滕:說實在話,《遣蛇》并不是完全虛構。黑龍江遜克縣有個干叉子鄉,顧名思義,干叉子鄉就是黑龍江一個江汊子。那個鄉很有名,因為八十年代那里下過泥鰍雨,一場陣雨過后,滿大街都是活蹦亂跳的泥鰍。很巧的是,我的連襟在那個鄉任黨委書記,他常常給我講江汊子出蛇頭魚的事,我在記憶中便埋下了這樣一粒種子。后來,我到干叉子采風,聽到了不少關于蛇頭的故事,蛇頭魚很聰明,它會浮在江面上曬太陽,還會攻擊游泳的小野鴨,當地老百姓說它會飛,這多少有些夸張,但蛇頭魚在草地里能像蛇一樣遷徙卻是真的。黑龍江中出產鰉魚也是真實的,當地人用特制的滾鉤來釣鰉魚,說是釣,其實就是用密集的滾鉤把鰉魚纏住。滾鉤很厲害,在親眼看到釣鰉魚的滾鉤后,我認為這是世界上最殘忍的捕魚工具。滾鉤一旦跑鉤,那就是江水中一條游動的惡龍,其破壞力是難以想象的。呼蛇本來是湘西一帶苗族群眾的發明,在野外呼蛇不是迷信,是用一種特殊的氣味把蛇吸引來,就像薄荷草吸引貓咪一樣。蛇視力很差,但對氣味十分敏感,蛇的信子吐出吞進,就是在感受氣味。這些材料在腦子里發酵,便出來了這篇《遣蛇》。人類的宿仇舊怨,真的像蛇一樣盤踞心頭,它會吞噬你的幸福感,讓人充滿仇恨,充滿糾結。人之所以不能提升,就是背負的東西太多、太沉,所以要學會放下。所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十年的時間實際就是在喂養心頭那條蛇,如果把蛇遣走,那將是另一種人生。其實,人的很多宿仇舊怨往往都是誤會、誤讀、誤解所致,就像《遣蛇》中的方石兩家,看起來完全符合邏輯的宿仇,其實就是個誤會。人與人如此,家與家如此,國與國也如此,心頭之蛇不斷孳生,遣蛇就變成了一輩子的修行。其實,虛擬的大平臺遍布各地,凋敝的鄉村本已不堪,再任由心蛇肆虐,故鄉真的就回不去了。

曾:你的作品題材廣泛,但關注的重點一直是鄉村。你關注鄉村的變化和鄉村的建設。總的感覺,你對鄉村有很多憂慮。這里首先是對自然環境惡化的憂慮。在這個小說中,你寫的石鎖的魚塘,很有象征意味:魚塘在江邊的一片大草甸子里,前身是個靠近小龍山的天然水泡子,里面長滿了藍色鳶尾花。村民稱之為“藍湖”。被承包后,開挖藍湖,投放人工飼料,花不見了,只有蒲葦。經過這么多年的新農村建設,這個大平臺村利索了不少,下一步要創建文明村了,但是,“炊煙不再,帶來的不僅僅是傷感”。想聽聽這么多年來你對鄉村的感受。

滕:我一直認為炊煙是人間煙火的標志,裊裊炊煙是鄉村生活的旋律。炊煙的味道令人沉醉,當你站在高坡上,看著家家戶戶的煙囪冒出炊煙時,你會感到生活的真實和溫暖。當年,黃昏里我扛著魚竿從訥謨爾河畔回村,看到的就是一縷縷炊煙。尤其無風的傍晚,遠遠看著條條炊煙筆直上升,緩緩融化在晚霞里,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油畫。

對于一個農業大國來說,鄉村的未來才是國家的未來,鄉村永遠是國家這條大河的蓄洪區,鄉村的涵養與調節是河清海晏的前提。而城市,不過是河中或河邊的一塊塊洲渚,無論一時有多光鮮,終究受時事所限,命運不能自己,今日熙熙攘攘,明天可能人去樓空,徒留一片鋼筋水泥的森林,美國的底特律便是如此,中國也有許多資源枯竭型城市難逃這一宿命。令人堪憂的是,鄉村生態遇到了城市化前所未有的挑戰,田園牧歌式的鄉村圖景正在被喧囂的機器所吞噬。其實,工業化也好,城市化也罷,只要處理得好,與鄉村生態不會截然對立,問題是越來越多的人患上了發展焦慮癥,以至于忘記發展為了什么。人的幸福感絕不僅僅是存款的多少,盡管豐富的物質是幸福生活的基礎,深層次的幸福感是神經元的活躍,而神經元的啟動更多來自精神的感受。無害的邏輯應該是:物質的積累不能以犧牲其他有益存在為前提,尤其不能以摧毀或掏空鄉愁為代價。我來自農村,炊煙是腦際一縷揮之不去的鄉愁,這愁緒會像纖細的電爐絲,遇有機緣,就會充電發熱變紅,帶來尋根的溫暖。

毋庸置疑,鄉村振興最大的難題是人,是誰來堅守土地經營鄉村的問題。房子建得再好,無人居住只能空置;路修得再寬,沒車行駛也是浪費,城市對鄉村人口的虹吸現象愈演愈烈,鄉村凋敝成了普遍現象。我們不能要求農村的年輕人都捆綁在土地上,每個人都有追求優渥生活的權利,走出鄉村是很多人改變命運的必經之途,但無論怎么說,鄉村被遺棄,都會給人一種蓄洪區沙漠化的擔憂,一旦鄉村失去了涵養功能,《易經》中說的“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就變成了空話。在《遣蛇》中,齊大嘴暫且留下了,但留下是例外,出走才是必然。每次回到黑土地,站在那片已經開成稻田的濕地前,不免心有戚戚焉,我理解農民開荒致富的追求和權利,我也留戀當年的野鴨、長脖老等、三花五羅十八子。

曾:你在作品中建設自己的理想鄉村。其中很重要的,是一個理想人物的出現。你的小說中,一個村莊里一般都會出現一個富有“禮性”的人。正因為有這個人的存在,村莊才可以安然地存在。在《遣蛇》中,這個人是齊大嘴,雖然他毛病很多,但是一個講“禮”的人。這個“禮”好像力量很強大。你的“禮”是什么?有這么神奇的力量嗎?我不太相信這種“禮”如今仍然在鄉村中流傳,也不敢相信它有這么大的力量。所以很想聽聽你的認識。

滕:的確如此,我在寫鄉村時,往往把對鄉村文明理想寄托在一個“有禮”的鄉賢身上。中國過去講王權不下縣,那么鄉村治理靠什么?簡單地說就是靠鄉賢。中國進入封建社會后,鄉賢對于穩定基層社會一直在發揮著重要作用,不僅如此,鄉賢的存在也大大節省了行政成本。過去沒有專門的信訪機構,鄉村村民之間有了糾紛,都會到本村有威望的老者那里去評理,老者一發話,糾紛問題就解決了。現在,法院的訴訟量居高不下,很多案件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浪費了大量的行政資源不說,因為缺少令人信服的調解,案雖結仇卻在,許多案件等于埋下一顆地雷。試想,如果農村這種鄉賢治理結構得到保留和改造,各級法院就不會那么辛苦了。中央之所以提出“新鄉賢”的概念,就是要把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發揮民調機制的作用,讓鄉村建立起自我凈化機制,而不是事事都上法院,什么都靠法律去解決。中國傳統文化重禮抑法,特別不主張用刑法,民間對訴訟也持排斥態度,所謂“刑為盛世所不尚”,非不得已時不用刑法,不到無計可施不打官司。這種傳統不是不重視法制,而是提倡禮教的作用。孔子一生都主張克己復禮,這個禮就是周公所創立的禮治體系,其中也包括了周代的法律。周公的弟弟康叔到殷商故地朝歌任職,周公給他寫了三篇文告,就是著名的《康誥》《酒誥》和《梓材》,這三篇文告既是禮制規定,又具有法律效力,目的是移風易俗,教化殷商后裔。管子說:“故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閑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這種思想值得研究,我試圖以文學的方式來擦亮布滿塵垢的禮治,讓它們在底層生活實用起來。托·富勒說,人受制于法律,而法律受制于情感,不得不承認,法律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不能片面夸大法律的作用,這是因為法律本身具有滯后性,而且受法律制定者的覺悟局限,良法固然好,惡法也不是不能出籠,鄉村文明應該注重在人們普遍接受的核心價值觀上下功夫。我到北歐考察,發現那里的農民與公司之間,百分之八十的合同是口頭合同,幾乎沒有違約的現象出現,這很令人深思,心中有誠信,口頭合同也會履約;心中不講誠信,簽了合同也不會遵守。我們在鄉村振興中,一定要多一些柔性的東西,也就是多一些文化建設,少一些表面文章。

《遣蛇》中有一個情節,齊大嘴化解兩個村民地界糾紛,方法很簡單,就是兩人釘杠錘,三局兩勝,看似沒有任何法律基礎和技術含量的一個舉動,就化解了畢鎮長說得嗓子冒煙也沒能解決的問題,這種事情其實是做到了“讓心服”。齊大嘴說這是天意,輸者也不抱怨,兩人還去喝了頓小酒。農村生活就是這樣,不能把簡單問題復雜化,就像兩個悍婦吵架,往往越是有人勸架,這架越會打得不可開交。我遇到一個齊大嘴式的村干部,看到兩人打架不但不拉,還添油加醋對看熱鬧的說:大家都散了吧,在這看熱鬧崩一身血犯不上,你倆今天不豬腦子打出狗腦子來,就不算完。結果兩個悍婦相互看了一眼,各自扭頭走了,沒了觀眾演出自然取消。

曾:我讀你的作品,感覺寫得很“老實”。你也特別強調文本的“真實性”。這個說法當然不錯,重點在于我們希望追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我的認識,這種寫法是很吃虧的,因為作家所擁有的資源也是有限的,你的材料這樣用起來相當奢侈。你是如何保證自己源源不斷地獲得這種寫作資源呢?

滕:您看問題很明白,的確,我在寫作上喜歡用笨力氣。盡管文學更多的是寫不可能,但我喜歡用邏輯來檢視自己的虛構。我努力使自己做到兩個“保持”:一是保持一副熱心腸。這是感受生活的能力,心腸熱,才能有溫度,才會不生冷、不漠視。我發現有些同行見什么罵什么,一副與滿世界為敵的樣子,這樣,自己寫著累,讀者看著也不舒服,何苦呢。一是保持胡思亂想的自由。前者需要對日常生活有熱情,能砂礫中見瑪瑙;后一種保持則是保衛想象力,保衛想象力就是保衛文學的上甘嶺,一旦想象力失守,瓊樓玉宇會被強遷,月亮就會回歸死寂。我正是靠這兩個“保持”,使創作資源不斷得到補充。最高法一位負責重刑復核的法官告訴我,一個案子審判是不是合理,她能從判決書中聞出味道來,有的案子適用法條沒有問題,你幾乎找不到瑕疵,但就是味不對。這句話給了我創作靈感,我便寫了長篇小說《蒼穹之眼》,寫法律與情感、法律與科學、法律與藝術、以及法律與夢想的深層次關系。這個題材沒有人寫,死刑復核,等于給去地獄發放簽證,一個文弱的女法官從事這種工作人性難免經受拷問。在寫這部作品時,我對自己的法律知識也好一番惡補,所以說創作也能促進學習。

曾:我注意到當下一些評論把你的作品歸之為“主旋律”作品。關于“主旋律”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你怎么看?你怎么認識“主旋律”?你最近在一本小說集的自序中,提到“我主張文學干預生活”,這兩者有關系嗎?你覺得自己能做什么呢?

滕:主旋律和意識形態有關,一般來說在文學上它指那些體現主流價值觀的重大題材作品。這不是一個科學的概念,鄧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就說過,只要歌頌真善美的都是主旋律。其實把我的作品定為主旋律作品是高抬我了,我出版的六部長篇,只有《戰國紅》算得上是重大題材。我個人主張作家要關注重大題材,有條件的話可以去把握重大題材,當然不是去粉飾太平,而要有獨立的感受和發現,因為文學是另一種歷史的書寫,排斥重大題材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歷史的缺席。文學干預生活是個老話題,現在說有點不合時宜,但我還是固執地堅持這個觀點。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文學的影響力,一篇小說有時會改變一個人的人生,改變人們對某個歷史事件的看法。都德的《最后一課》人們都知道,就是這樣一篇小說改變了許多人對普法戰爭的看法。去年我寫了一個關于驢子的中篇,叫《黑畫眉》,是寫一頭含仁懷義的驢,它影響了許多人。在寫這篇小說時,我對驢做了番功課,這一做不得了,發現驢子原來有很多優秀的品質,比如驢子遇到躺在路上的人,一定會停下來,實在要過也會繞過去;比如幾頭驢子在一起,你打其中一頭,其他驢子也會跟著慘叫;比如驢子夜晚的叫聲與更次吻合,驢子會笑,驢尿治齲齒有奇效等等,在東晉之前,驢子是皇家花園里的寵物,很多賢達都以學驢叫為時尚。小說發表后,省作協一位女性副主席表示不再吃驢肉了,身邊幾個熟人說讀過小說后吃驢肉很不舒服,表示不想吃了。我想,這也算文學干預生活吧,如果一篇小說能拯救幾頭驢子的生命,讓負重致遠的役畜有個善終,這便是文學的功德。

《長江文藝》2019年第10期

曾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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