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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曉聲《人世間》:重構德性文化的溫暖與崇高

來源:《中國文學批評》 | 劉起林  2019年11月29日11:29

摘要:在崇尚批判理性、智性文化的時代語境中,梁曉聲的長篇小說《人世間》社會歷史認知和人性境界探索并具,將人在現實中“是怎樣的”和“應該怎樣”融為一體,從意義格局建構、人物形象塑造到歷史哲學意識提煉,多方面重構了德性文化的溫暖與崇高,既具備“史外之史”的認知價值,又擁有“人之為人”的思想探討,極具時代針對性地彰顯了現實主義文學思想性、方向感兼具的雄健氣魄和雅正品格。

關鍵詞:《人世間》 德性文化 時代針對性 現實主義品格

作者劉起林,河北大學文學院教授(保定071002)。

01

德性文化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源遠流長。《禮記·中庸》就倡導“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將德性視為人格修煉的目標。以邏輯實驗主義為基礎的智性文化,則一向被視為西方文化的同義語、代名詞。智性文化以求生存與生存之改善為價值追求,以人欲的滿足和對利害關系的理性權衡為基本內容。不管是主張理性,還是如存在主義、后現代主義等主張批判理性,智性文化都內在地貫穿著這一思想線索。

但越過思維表象從根本上看,德性文化與智性文化不過是觀察、處理人倫關系的側重點不同,實際上存在著相互聯系與滲透、相輔相成的一面。中國傳統文化的“成王敗寇”思維就是智性功利觀蛻變的產物,西方的人道主義觀念則表現出鮮明的德性文化傾向。事實上,兩種文化在人類歷史上都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也各自表現出內在的缺失與局限。所以,任何過度倡導和強調一類文化、卻忽略和壓制另一類文化的傾向,都是一種辯證意識薄弱的思想偏失。

但在當今中國社會文化繼往開來、轉型發展的過程中,卻存在著以智性文化壓制和排斥德性文化的思想傾向。這種思想傾向在文學創作領域有著明顯的表現。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歷史反思到21世紀的商海職場敘事,審美主體或者對宏大歷史展開個體本位的認知,將種種審丑、解構性的創作思路奉為時尚,刻意采用強化、變形的敘事策略和調侃、褻瀆的精神姿態,來宣泄個體價值損傷的沮喪與怨憤;或者對社會現實進行欲望化解讀,將各種權謀文化、叢林法則、人性邪惡,以哀婉傷感的筆調轉化為新型的“心靈雞湯”和“人生教科書”。在貌似追求現代性、探尋真相和真理的審美姿態中,明顯地表現出功利算計與人本關懷之間價值立場的偏頗,甚至蛻變為某種精神的戾氣。實際上,這種種思想路線對歷史進程中“人”的復雜存在狀態,對艱難人世中時代意志與歷史功利之外的人情溫暖、人道善意,都缺乏應有的關注與尊重,體現出一種“見事不見人”、“立場正確卻藐視人情世故”的社會文化傾向。尤其是對民間常態的生存邏輯,審美主體普遍存在著一種精英式高高在上的隔閡心理,缺乏對人類日常生存和人間煙火氣的敬重、敬畏之心。即使聚焦德性文化,他們也往往著力強化其迂腐、壓抑、逆來順受的負面特征,以顯示自我時刻不忘文化批判的認知理性優越感。

文學創作作為一種人類精神文化活動,固然需要以盡可能充分的時代理性,對社會歷史和人心人性有所審視、有所批判,但是,文學創作最根本的價值和意義,決不只是對社會與人性形成否定性的判斷和理解。以肯定與否定相結合的全面、辯證把握為基礎,建構起一種精神的撫慰和方向的指引,達成對社會發展、人性完善的支持與幫助,才是人類文學更為重要和根本的意義。所以在文學的審美建構中,將批判意識與德性文化對立起來,以批判意識、智性文化壓抑和遮蔽德性文化,雖然審美主體的精神姿態鮮明有力,卻存在對文學根本意義理解的片面、狹隘和短視之處。審美價值立場的偏失,必將妨礙文學創作意義境界的通達和精神氣象的遼闊。

針對這樣的時代審美思潮,中國文壇重要的作家、批評家紛紛旗幟鮮明地表達出對文學發展根本方向的重新思考。僅在2019年,重申德性文化對文學創作重要性的思想觀點就頻頻出現。鐵凝提出要“以閃耀德性光芒的精品奉獻人民,照亮人心”;孟繁華批評文學創作的“情義危機”,呼吁要“寫出人類情感深處的善與愛”;賀紹俊提出要“有情有義地感知現實新變”。他們的論述中,包含著對當下文學亟須轉變思想向度與審美重心的思考和呼吁。

梁曉聲一向以富于理想主義和道德激情著稱。在40年的創作歷程中,他的知青文學慷慨悲壯,雄辯地展現了知青一代的使命感、責任意識和群體情義;他的商業文化批判性文本則悲憫與憤激兼具,入木三分地剖析了因欲望泛濫、社會分化而導致的人格扭曲、人性蛻變的時代現實。2017年,梁曉聲又推出了上中下三部、長達115萬字的大部頭長篇小說《人世間》。這部作品將社會歷史認知和文化人格探索相結合,在20世紀70年代至今長達50余年的歷史時空中,展開了平民百姓卑微坎坷的人生命運和互助互慰的道義精神,重構了中國德性文化的溫暖與崇高。在崇尚批判理性、智性文化的時代語境中,《人世間》的思想認知和價值建構,體現出鮮明的文化針對性和方向指引力。

02

《人世間》圍繞周家三代人及其人際關系圈各種人物的命運變遷和人格品質,以整體性的社會結構視野和編年史性質的敘事建構,承載起雄辯的思想邏輯和豐富的歷史內容,有力地展現了德性文化在中國當代社會的堅實存在與巨大意義。

在縱向歷史變遷層面,作者總攬當代中國改革之前的年代、變革時代和商業文化三種社會形態,分別作為上、中、下部的審美重心,細致地梳理了年貨、布票、肉票、澡票、戶口簿、工種、廁所、住房等普通百姓生活中的典型歷史細節,翔實地展現了從上山下鄉、三線建設、推薦上大學,到知青返城、恢復高考、出國潮、下海經商、明星走穴,再到企業轉型和失業下崗、個體經營、棚戶區改造、反腐倡廉等各種社會熱點現象,充分展現了復雜時世中平民百姓的諸多坎坷與艱辛,深刻地體現了中國當代社會的曲折道路和復雜變遷。

在橫向社會結構層面,作者從周氏三兄妹的人生歷程和人際關系圈出發,既廣泛描述了街道和工廠的平民百姓生態,又跨過底層社會的門檻,將筆觸拓展到了城市知識階層和“老革命”、老干部的生活領域,層次豐富地揭示了不同階層之間的生存狀態和親疏冷暖關系,從而建構起一幅“文學性的、跨度50年的各階層分析”的藝術畫卷。

在梁曉聲看來,“民乃國之根”,“民間的中國感受如何,是佐證中國發展進步的首要方面”。《人世間》以縱向年代感和橫向階層性并具的敘事建構所顯示的,正是“從那個年代梳理過來”的中國民間社會的巨大變遷,其中鮮明地體現出一種“史外之史”沈雅婷、崔芃昊:《理解梁曉聲的三個關鍵詞——“現實主義:的審美品格。

《人世間》的“史外之史”品格不僅包括對歷史法則的探索,還擁有對人性法則的剖析與分辨。梁曉聲基于“民間原本是比別的社會層面更多溫暖的一大部分人間”的社會觀察和思想信念,在《人世間》中以共樂區光字片平民群體的鄰里關系和友好情誼為審美重心,著力從時代“大意志的主宰的背陰處”,來探究弱勢群體抱團取暖、共度人生艱難的倫理規范,發掘底層社會空間的生存力量、價值準則與人格尊嚴,揭示人世困厄中所體現的美好人性、溫暖人情和崇高德行。共樂區光字片居民長久保持的近乎民俗性質的春節聚會,醬油廠工友們不分彼此的互助行為,蔡曉光出于情義對周家與曲老太太源于認同與憐憫對渣房青年工人的援助之手,都具體而鮮明地表現出一種以善良和道義為核心的德性文化精神。從父母長輩的人格熏陶,到歐美文學經典的精神啟迪;從底層處世方式和為人原則的方向引導,到與人為善、扶危濟困過程中自身的快樂與滿足,梁曉聲對底層平民積德行善的心理基礎和價值資源也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描寫。由此,《人世間》就將平民百姓隱藏在卑微生存狀態中的尊嚴與溫暖,推到了文本意義建構中極為醒目的位置,并以之為基礎,建構起一種社會波折必然性和德性文化溫暖崇高感融為一體的文本意義格局。

梁曉聲曾經談到,《人世間》“既寫人在現實中是怎樣的,也寫人在現實中應該怎樣。通過‘應該怎樣’,體現現實主義亦應具有的溫度,寄托我對人本身的理想”。這種“人在現實中是怎樣的”和“人在現實中應該怎樣”、“對人本身的理想”相結合的審美訴求,落實到文本意義格局建構的層面,就是涵納而又超越智性文化的歷史理性視野,同時展開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法則和人性法則兩個層面,重構人類德性文化的溫暖與崇高,深化和拓展文學作品作為“史外之史”的意義境界。

03

作為一部具有現實主義史詩風范的鴻篇巨制,《人世間》不僅視野深廣地展現了德性文化溫暖與崇高的典型環境,而且著力塑造了以周氏三兄妹為代表的社會各階層“好人”形象,從典型人物的角度有力地充實了德性文化的審美蘊涵。

周氏三兄妹出身于共樂區光字片的底層平民家庭,周秉義和周蓉通過讀書改變人生命運,分別進入了官員隊伍和知識階層,周秉昆則仍如父輩一般在社會基層艱難打拼、辛勞謀生。他們雖然成人后所屬的社會階層各不相同,但在以人為本、守護情義、扶危濟困的精神人格向度方面,卻顯示出跨越社會階層界限、貫通不同人生模式的高度一致性。

老大周秉義清醒睿智、理性穩健,學生時代已是青年榜樣、群體領袖式的人物,去兵團之前就與小伙伴們讀“禁書”、研讀和討論世界文學經典,以尋求精神滋養。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期間,他曾為了愛情與人品而放棄幾乎全兵團知青都羨慕的調干參軍,也曾為維持公道堅持幫助被坑害的知青戰友擺脫人生困境,從中已鮮明地表現出在人生功利和道義情感之間分寸感極強、又偏向性明顯的個人選擇。走上領導崗位后,周秉義先是主動請纓,擔任瀕臨倒閉的國營大工廠的黨委書記,思路上不拘一格、行動上身先士卒,千方百計地扭轉工廠瀕臨破產的困難局面;后又放棄京城部級領導的高位,回到家鄉城市擔任一個能為百姓干實事的副市長,攻堅克難、鼎力推動全市的土坯房和危房改造工程。不管處于何種職位,不管呈現出怎樣的職務姿態,他始終未曾改變內心的平民意識、底層關懷,而且既能奮不顧身,又能忍辱負重,最后還因處于癌癥晚期而昏倒在危房拆遷現場。周秉義的為官廉潔與堅持原則也是始終一貫性的,在仕途晚期曾有過一次暗示周秉坤提前擴大小院門面以在拆遷中獲益的行為,他堅持為這人生的瑕疵而自請處分。總之,周秉義身上既表現了共產黨領導干部的高度黨性和執政為民的使命感責任感,又顯示出中國傳統社會道德君子潔身自好的精神品質,充分表現出黨性與人民性的融合、好官與好人的統一,德性文化則是他統一與融合各種優秀品質的路徑和橋梁。

老二周蓉天資聰穎而任性叛逆,頗具知識分子自由不羈的精神氣質,她的人生道路大起大落,既有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色彩,又有瞎折騰的意味。早在小學升初中的時候,她就自動放棄保送資格,還有意考入質量較差的學校;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她又以一篇發表在學生刊物的化名文章,激起一場轟動全校的大辯論,任性叛逆的性格特征從小到大一直存在。她曾以“負有拯救使命”自居,從中國東北的大城市哈爾濱遠赴西南的貴州貧困山區,與年齡差距極大的北京落難詩人結為夫妻;曾于高校教師生涯風生水起之際,放棄高校教職和大好前途遠赴異國他鄉,去陪伴和挽回隨前夫流落的女兒。這種種人生關鍵時刻逆功利算計而動的道路選擇,使得周蓉我行我素、不拘一格、叛逆任性的人格特征表露無遺。但在各種似乎是自討苦吃的人生選擇中,周蓉又總能活出自己的光芒和精彩;在歷經守望與破滅、斷裂與重構的人生命運里,她也總能表現出化悲壯崇高為舉重若輕的精神風度。更為關鍵之處在于,周蓉遠赴貧困山區是為了愛情,遠赴異國他鄉是為了親情,她于斑斕多姿的人生演變中守護不變的意義核心,仍然是守護情義、扶危濟困的德性文化精神。

如果說周秉義的德性包含著源于“思想進步”而形成的理性責任和使命擔當,周蓉的德性體現的是個體精神高揚的生命理想,那么,平民百姓周秉坤的德性精神,則不過是平庸人生中的一種本性流露,是市井平民在卑微而艱辛的生活中互慰互助的實心熱腸。從懵里懵懂地為人幫忙,到不顧家庭反對、不懼生活重負地選擇鄭娟為妻;從對少年朋友們的困難仗義相助,到保護養子奮不顧身而遭遇牢獄之災,周秉坤的德性品質既平實、溫情,充滿人間的煙火氣和世俗感,又深具反抗壓迫、超越困厄的精神崇高性。他的人生追求與責任擔當所遵循的,不過是“磕磕絆絆地學著做父母做民間所認可的那種好人”。但正因為對這德性文化基本原則的堅守,周秉坤贏得了孫趕超、肖國慶等人的真摯友誼,又與曲老太太、邵敬文、白笑川等前輩成為精神相通的忘年之交,從而彰顯出德性文化不可抵擋的人格魅力與人際親和力。作者不以周秉義、周蓉,而以周秉坤為作品的第一主人公和中心線索,顯示出德性文化既與個人的精神修煉相關,更是一種底層民間積淀而成的人格本色。

《人世間》通過揭示周氏三兄妹的“善根”,塑造他們遵循德性文化法則、服從美好人性人情的“好人”人格,從當代中國超越歷史坎坷與曲折的社會支撐力量,和平民百姓困厄永在但溫暖與善意常存、天無絕人之路的命運規律兩方面,有力地夯實了重構德性文化溫暖與崇高的思想主題。作品既表現德性文化是一種人類優秀文化精神的現代傳承,又揭示德性文化與現代知識分子自由精神、共產黨人以人為本原則的內在相通之處,充分體現了德性文化價值基礎和社會認同的深廣度。

04

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創作中,對于倫理道德的倡揚和書寫并不罕見。從歷史反思中的政治道德,到婚姻愛情中的個人道德,再到商業沉浮中的精神品德,眾多作品展現了千姿百態的道德境界。《人世間》的卓越之處在于,作者遠遠超越道德行為、問題意識的社會話語境界,從辨析和探討“人之為人”的價值層次,將德性文化提煉為一條具有歷史哲學性質的闡釋思路,并以之為基礎形成了理解和評判人世嬗變全局的根本線索。

首先,《人世間》將德性文化與抵御人生困苦的人格力量、精神境界聯系起來,有力地展現了底層百姓德性人格守護的艱難與崇高性。

鄭娟一家人的悲苦命運與堅韌品格、仁慈之心就是典型的例證。鄭母身處社會的最底層,依靠賣冰棍和糖葫蘆維持生存,卻以對生命的尊重與悲憫,將鄭娟和光明兩個沒有血緣關系的棄兒撫養成人。鄭娟經歷了幼年被棄、青年喪夫、中年喪子的一次次打擊,卻堅韌地承受一切,始終不改善良、溫順、奉獻的人生品質。她還沒有嫁給周秉坤,就在周家遭難無人時主動去照顧成為植物人的周母;周秉坤坐牢時,又是她獨自支撐家庭,撫養著一個植物人母親、一個盲眼少年和兩個幼小的孩子。正如作者所言,這一類女人“似乎是上帝差遣到人間的天使,只要她們與哪一戶人家發生了親密關系,那戶人家便蓬蓽生輝”。她們令所到之處“蓬蓽生輝”的基礎,則是德性人格的人性光芒。盲眼男孩小光明曾為不做姐姐與周秉坤的累贅而情愿離家出走,小小年紀已體現出扎根內心的善良和犧牲精神。他后來皈依佛門成為高僧,則將鄭家人的純良品質與佛家的慈悲境界富有生命哲學意味地連接了起來。作者滿懷憐憫和敬意地書寫他們卑微、艱辛、瀕臨絕境仍然保持著善良與慈悲的生命境界,有力地揭示了德性文化給予蕓蕓眾生的溫暖和支撐社會前行的力量。

其次,《人世間》將德性文化與人性底線、人格理想聯系起來,形成了一種從基本人性品質出發闡釋人生世事的審美立場。

作者以德性文化為價值底線,將各類人物復雜的外在行為和基本的心性善惡納入同一視野來審視,使人物形象得到了深入人性品質層面的定位性刻畫。蔡曉光作為著名導演瀟灑縱橫于官場、商場和情場,雖然不無風流韻事、不無權謀手段和功利之心,卻始終不失對少年暗戀對象周蓉的真情守望。高干曲老太、金老太正統嚴厲而孤傲自矜,生活等級感森嚴,內心卻并未喪失對周秉坤等弱勢群體的關懷與扶持。在眾多諸如此類的描寫中,作者獨具只眼地發掘各類人物隱藏在人生問題和人格缺陷背后的人性溫情與善意,人物形象由此呈現出別具一格的精神閃光點。

作者還以德性文化品質的人格生成為觀察視角,深刻地揭示了底層人生所包含的精神攀登的意義。共樂區光字片和醬油廠出渣車間的底層小青年們,心智和知識結構相對薄弱,但在社會歷史和人生命運的重大轉折關頭,卻總能做出種種基于生活習性和心理本能的善意、仗義舉動,這些舉動既作用于社會、幫助了別人,也成為他們自身的一種人生歷練。在醬油廠渣房,周秉坤主動承擔不屬于他的醬油流失事故的責任,反而“被全場人另眼相看”、在工友們中“樹立起了一種大哥大般的威望”。在“國家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周秉坤豁出去在自己供職的雜志刊登北京傳來的詩歌,并將其作為“我周秉坤的大學”。《人世間》描述了眾多共樂區兒女們的這類選擇與歷練,深入探討了他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守住做人底線,并在做人的底線上盡量提升自己的精神坐標和心靈標桿的層級”,充分呈現出他們庸常人生中的人格光彩,揭示出他們的日常生存是“活下去又絕對不是茍活,不是動物性的本能,而是具有精神的攀登的意義”。

再次,《人世間》秉持德性文化的價值立場來展開對社會病態、人性蛻變和國民劣根性的批判,體現出一種“以善抗惡”的啟蒙品格和悲天憫人的人道情懷。

《人世間》立足民族精神人格進步與提升的高度,對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各種人性蛻變、尤其是底層百姓的種種國民劣根性,進行了鞭辟入里的揭示與批判。全面審視光字片兒女們能夠共患難、卻難以共順遂的變異,就表現出作者對欲望化追求扭曲人性、改變人情的深刻認知。光字片“窮人窩”大拆遷的過程中,底層民眾爆發出大規模的攀比、鬧訪、誣告事件,更將他們身上的愚昧狹隘、趨利盲從、鼠目寸光而刁鉆蠻橫的“二桿子”特性,將其背后體現的“國民劣根性”的當代遺存,鮮明而集中地展現出來。

但在以德性文化為基礎展開社會認知與人性剖析的過程中,《人世間》又以辯證思維的眼光表現出一種悲憫、寬宥的情懷。梁曉聲并不因目光深刻銳利而筆調冷峻刻薄,總是力求“不但剝去了表面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潔白來”,體現出一種以寬厚情懷為基礎的辯證思維色彩。《人世間》沒有十足的壞人、惡人形象。德寶一家人為多得一套住房要挾誣告、費盡心機,背后也確實隱藏著住無安身之地的凄楚現實。底層無業青年中的小流氓們頑劣不馴,在貧困年代緊盯大小“三結合”干部扒、偷、騙、搶并大搞惡作劇,對于為保護他們而付出生命代價的同伙,卻仍然殘存愧疚與補償之心。梁曉聲延伸審美視野所展開的這種種描寫,就是以信任和守護德性文化為基礎的悲天憫人、“以善抗惡”情懷的具體表現。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現實主義文學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既被社會各界反復倡導,也有大量名篇力作涌現。但對現實主義文學發展現狀的不滿之聲也始終不絕于耳。其中的關鍵在于,相關創作甚少從文學根本意義的層面達成一種社會認知和思想探討俱佳的審美境界。批判理性的盛行,更使現實主義文學到底應該怎樣發展成為了值得重新思考的問題。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文化語境中,《人世間》以全景性視野、編年體筆法建構的社會歷史認知和人道人性辨析,富有歷史哲學意識地重構了德性文化的溫暖與崇高。文本審美境界由此既具展現“史外之史”的認知價值,又有探討“人之為人”的思想意義,極具時代針對性地彰顯了現實主義文學思想性、方向感兼具的雄健氣魄和雅正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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