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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家“再造形象”和“騎士精神”的能力

來源:文學報 | 丁帆  2019年11月29日08:38

批評家除了具備那種對文學作品進行轉換時的“再造形象”的能力外,還要具備的是一種以賽亞·伯林所說的知識分子階層中的“騎士精神”。

我之所以喜歡以賽亞·伯林的文學批評,就是他的這些文字是可以當作散文來讀的,那些理論觀念通過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表達,同樣給人以震撼,而這種震撼則是以文學化的語流而直指人心的。

在文學批評史的長河之中,文學批評的核心內涵就是馬克思主義所指的哲學“批判”,而這個“批判”是包涵著各種各樣方法的,我還是喜歡康德式那種批判方式:“當我們在世界上碰到一個無形式的對象時,我們首先通過自己感性直覺來理解它;換句話說,我們創造了一種對對象的內心表現,這種表現通過在空間和時間中的安排而被賦予了某種形式。在此之后,想象力接了過去,把表現再造成一種形象。”(《文學批評史——從柏拉圖到現在》【美】M.A.R.哈比布著,閻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1月版)在“理論之死”的時代里,我們的批評仍然充斥著“學院派”套用理論的方法來制造大量毫無創意的批評文字,背離了文學批評“再造成一種形象”的文學本質特征,康德所提倡的文學批評的“想象力”和“表現力”正是我們當下批評方法的要害問題。我雖然并不十分同意弗蘭克·倫特里奇亞在《新批評之后》一書中陳述的《莫瑞·克里格最后的浪漫主義》的一些觀點,但是,從“主題學”意義上來說,其中通往歷史存在的“窗口”說卻是有道理的,“理性的解釋不能直接告訴我們幻象、存在和話語這些相反的領域是如何連接在一起的。”無論“后克羅齊式的死胡同”如何,克羅齊的“直覺即表現”的審美理論還是適用的,尤其是在這個工具理性橫行、技術至上的時代,我們批評則一定需要有將文學批評拉回到充分體驗文學文本后“再造形象”的文學本質的自覺意識。否則,我們的文學批評則是一種無效,也是無意義的乏味文字游戲而已。我們的文學評論和文學批評始終徜徉在林林總總的陳舊理論模式之中不能自拔,往往說出的是與批評對象的文學文本毫無關系的話語,在“雞同鴨講”的語境中無法形成“對話”關系,這種各說各的情形已經在中國批評界流行了幾十年,在毫無生機的文學土壤中瘋長,且不斷蔓延,這是理論的悲哀,還是文學的悲哀呢?抑或就是文學批評自身的悲哀呢?

當然,我也不是一概反對純理論的分析,但是,在具體的文學文本的解析中,倘若你所運用的理論恰恰與你研究的文本對象,具體來說就是你所面對的作家作品,在一種恰如其分的對接中完成了一次靈魂的交媾,這無疑是一種有效的文學批評,這種解析雖然沒有過多的文學形象的再造和表現,但是,在文學批評最大化的分析中,讓文本呈現出多維的意義來,表現出文學作品更多的人文意義,也是可取的。然而,不幸的是,這樣的批評家在中國是稀少的,搞文藝學的學者被囚禁在大量的理論術語、范疇的牢獄之中,很少關注和閱讀大量的作家作品;而在文藝學與當代文學學科交叉口,我們會遇見許多派生出來的文學批評新人,他們往往成為從理論中抽繹出許多語詞的掮客,用術語來包圍文學文本,這樣便可通吃一切作家作品了,就像我們時常譏笑官場上的套話那樣,我們的許許多多的評論和批評文章不也是充斥了用理論術語這個“套馬桿”去“套評”文學作品的普遍現象嗎?

我常常在想,我們在參照西方文學批評的時候,在目迷五色的批評方法中,我們似乎過多迷戀哲學化了的理論話語,被其學理性的學術魅力所左右,尤其是學院派的批評家們,將學問之上的抽象思維提高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恰恰忽略了文學批評的文學特性,把“再造形象”的感性思維棄之如履,讓人們在沒有形象的“死水”中永遠摸不到那塊有溫度的“文學化”“石頭”。

我之所以喜歡以賽亞·伯林的文學批評,就是他的這些文字是可以當作散文來讀的,那些理論觀念往往是通過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表達的,同樣給人以震撼,而這種震撼則是以文學化的語流而直指人心的,沒有絲毫的理論炫耀和賣弄,讓人在十分舒服的文學形象的表現中獲得哲理的沉思,這才是文學批評的高手,其文字不僅有效,而且更具藝術的魅力。

十幾年前,我在讀《伯林談話錄》時,就被其中分析俄羅斯著名作家和批評家的獨到見解所征服,伯林是一個思想家,但是他又是一個文學家,他對許多思想家和理論家進行了否定性的批判,比如對阿倫特的否定性批判充滿了蔑視的口吻,這種非理性的批評讓人感覺到這種文字在文學化的過程中似乎不太嚴謹,但是,當你看到了他的理論分析以后,你不得不為其“再造形象”的“表現”直覺所折服。尤其是他面對俄羅斯作家作品的時候,更是顯現出一個文學家的天賦與才能。他對涅恰耶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亞歷山大·赫爾岑、普希金、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曼德爾斯塔姆等作家作品的分析,既準確又十分獨到,更充滿著機智的文學表達,將其分類成“刺猬和狐貍”的形象比喻,就充滿了文學寓言的表現力。

批評家除了具備那種對文學作品進行轉換時的“再造形象”的能力外,還要具備的是一種伯林所說的知識分子階層中的“騎士精神”。

伯林對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的評價也是通過他們的評論思想和風格來進行褒貶的,這就是促使我在這十幾年當中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我是選擇做什么樣的批評家呢?是選擇別林斯基式,還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式,抑或是杜勃羅留波夫式的批評家呢?

無疑,我選擇具備“騎士精神”的別林斯基,盡管他的文字尚有不足之處,盡管他只活了37歲,但是,作為俄國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奠基者,在他身上充分體現出了那種知識分子批評家的“騎士精神”,正是他的正義感和形象激憤的批評文字讓我對這個俄羅斯的大批評家脫帽敬禮!

什么是“騎士精神”呢?我以為這就是一個批評家價值理念中的正義感以及所擁有的真理性。別林斯基之所以欣賞赫爾岑,就是因為赫爾岑是俄國激進主義之父和社會反抗之父,他雖然十分溫和,但是他文字卻是尖銳犀利的,他影響了俄羅斯和蘇聯的幾代人,連列寧都認為他是“反君主制的奠基者。”別林斯基讀了赫爾岑的小說《誰之罪》以后告訴他“不僅要為俄國文學史活著,而且要為俄國的歷史活著。”因此,他的《往事與隨想》才成為比盧梭《懺悔錄》還要優秀的天才之作。這些都有賴于他的思想始終都是站在人性的、歷史的和審美的立場上對整個19世紀俄羅斯進行了全景式的描寫與思考,所以他影響了車爾尼雪夫斯基。如果要追問一個知識分子作家或批評家與一個歷史寫作者和記錄者有什么區別的話,那么,那種冷峻的,沒有激情的作家和批評家是毫無“騎士精神”的。

赫爾岑與托克維爾偶遇的故事就能說明問題。1848年赫爾岑在法國參加政治集會被捕,途中遇上了時任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外交部長的托克維爾,便請求托氏說服警察釋放他,孰料被冷漠的托克維爾婉言拒絕了。試想,在一個漠視人性的作家或批評家那里,你能指望他的大腦里迸發出真理的思想火花來嗎?所以,許多人在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時會陷入一種歧義性的沼澤之中,難以判斷作者的價值取向,只有與他的《論美國的民主》進行對讀,才能猜測出其所要表達的意思來。這樣的歷史學家的行為是被赫爾岑和伯林這樣的思想家所不齒的,盡管他也反對帝制,但不愿與同道者結盟而伸出援助之手的非騎士精神讓人側目。

從別林斯基與赫爾岑等人的友誼就可以看出俄羅斯文學的強大就在于他們在那個“黃金時代”里有著一個知識分子階層,這個階層被伯林稱為“騎士階層”。所謂“騎士精神”并不是指那種尚武的戰斗精神,而是一種為榮譽和真理而奮斗的精神,人們對別林斯基“不滅的騎士精神”的贊揚就是對一種文學激情化了的信仰的崇尚。

同樣在1848年的前一年,另一個故事發生在別林斯基和他所激賞的著名作家果戈理身上,由于果戈理寫了一本《致友人書信集》的小書,文中擁護家族制、地主制、農奴制,歌頌沙皇統治,面對果戈理的變節行為,萬分激動的別林斯基一連伏案三天,慷慨激昂地寫就了那封被稱為整個19世紀俄國自由主義社會解放運動“圣經”的《致果戈理的信》,批評果戈理的“新封建主義”:“你,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怎么能捍衛這樣可惡的制度?”用伯林的概括,信中充滿了“正直、自由、獻身正義和真理”的精神,充分表現出了別林斯基這樣的批評家的“騎士精神”與風骨。

上文提到的知識分子階層需要具備一種別林斯基式的“騎士精神”,這種以群體出現的知識分子就是伯林定義的:“是指那些只對觀念感興趣的人,他們希望盡可能有趣些,正如唯美主義者是指那些希望事物盡可能美的人。知識階層在歷史上是指圍繞某些社會觀念而聯合起來的人。他們追求進步,追求理智,反對墨守傳統,相信科學方法,相信自由批判,相信個人自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知識階層產生的前提是啟蒙運動的信念。”伯林認為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和俄國有知識階層,而挪威和英國卻沒有知識階層,理由就是這個群體之中有著強大的反教會的意識,以反教會作為階層的標準,我覺得是不合適的,你讓百年來受著啟蒙主義熏陶的中國知識階層往哪兒擱?難道我們只有烏托邦,而沒有一個知識階層,更沒有“騎士精神”的知識分子嗎?

是的,我們沒有像俄羅斯“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那樣的知識階層,沒有他們那些文學藝術家們有著統一的信仰,以及“騎士精神”,甚至在蘇聯“大屠殺時期”他們中的一些人仍然保有一份紳士風度和“騎士精神”,形成了俄羅斯文學精神的“祖國紀事”。也許我們的文學世界里產生過具有“騎士精神”的偉大作家和批評家,那就是獨一份的魯迅。但是,魯迅為什么孤獨呢?因為他深知在中國是不可能形成一個知識階層的,即便是有,也少有“騎士精神”,他在鐵屋子里的吶喊就充分說明了他那種與風車作戰的悲哀心理:“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就是無聲中國最好的寫照,倘若有千萬個魯迅形成了一個知識階層群體,也就用不著他一個人肩扛著黑暗的閘門了。所以魯迅才一直抨擊著中國人的奴性和劣根性。

“一些作家、評論家、音樂家、美術家相互維系著一種類似于當年的知識階層中間的親緣關系,這些人希望抵御反動力量和市儈作風,就像當年沙皇俄國時反抗‘黑白人團’(注:哥薩克軍團的名稱,后來指稱反動的反猶太主義的民粹運動)。”

自我反省一下:在中國,我們這些文學和各個藝術門類的藝術家是老死不相往來的一群人,即便是文學圈子內,作家與評論家、批評家、理論家也根本不可能為著一個共同的信仰去建立一個哪怕是松散的群體的,相聚在一起,也就是抵御一下寂寞和排解一下孤獨而已。我們抵御不了反動力量,也反抗不了市儈作風。所以我以為,在中國當下的文學界和批評界,包括我在內的作家和批評家,眼里只有“江湖”,卻少有“義氣”(此處的“義氣”泛指“正義之氣”,就是別林斯基式的“騎士精神”),你又怎么指望我們和他們能夠寫出那種動之以情的批評文字呢。

我們沒有“騎士階層”,固然也就沒有個體的“騎士精神”。

1863年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的回聲在我們的時空中飄蕩,我們當下有“新人的故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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