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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乾先生肩頭的鴿子

來源:文匯報 | 陳青生  2019年11月29日07:56

年輕時的王道乾先生

我和王道乾先生是在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認識的。1979年4月我進入剛剛恢復的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還在籌備之中,幾個月后姜彬所長、王道乾副所長上任,文學所正式成立。這時,“文革”剛結束不久,“先生”、“女士”、“小姐”等稱呼還沒流行。文學所里對年長的同志,都習慣在姓氏前加“老”稱呼,對王道乾先生大家都稱呼“老王”,對姜彬所長也稱呼“老姜”,人前人后莫不如此,他們都不以為忤。直到現在,文學所一些老同事談到他們,仍稱“老姜”、“老王”。我在這里稱王道乾先生,是順應現在的習慣。

第一次見到王先生,就被他的外貌所吸引:五十多歲,中等身材,身板硬朗,方正臉型,茂密且根根直立的頭發剪成像魯迅那樣的樣式,濃眉大眼,戴一副金屬框架的眼鏡,鼻子比一般人高些,下巴微微凸前,乍看面相很像古希臘哲人。我心里暗想,難怪他是法國文學專家,說他就是法國人,也有幾分相像啊。王先生衣著樸素得體,常年穿中山裝,偶爾也穿中式上裝,待人總是彬彬有禮,平時話不多,說起話來語氣平和,不慌不忙,而文靜中又帶幾分嚴肅。他不是那種乍接觸就讓人想親近的人,但同王先生交往久了,會漸漸感覺到他待人的真誠、善良和熱情。

文學所成立初期,社科院分配的辦公室只有三間:三樓一小間是所長辦公室,一樓有一大間,一百多平方米,供辦公室、資料室、外國文學研究室和古代文學研究室使用;三樓屋頂平臺上的簡易房一間,將近五六十平方米。由理論研究室、現代文學研究室、當代文學研究室合用。由于王先生兼任外國文學研究室主任,所以他在一樓大房間的外國文學研究室區也安置了一張辦公桌,待在這里的時間比在所長辦公室要多。

那時,社科院特別強調學術研究隊伍的“老中青三結合”,也強調老年學者對中青年學術后輩的“傳幫帶”,而青年科研人員也大多虛心向中老年學者請教。我向王先生求教可以說是隨時隨地,走廊里遇到可以,院門口見到可以,然而最多的是在一樓他的辦公桌旁。文學所的科研人員每周二、五兩天必須到所,或研究室活動或全所集會。遇到這兩天,午飯后科研人員陸續離去,我就到一樓的外國文學室向王先生求教。王先生從不厭煩,即使我的問題太幼稚膚淺,他也是有問必答,有求必應,并且針對我的欠缺指導彌補。這樣的求、教慢慢多起來,我們的關系也由生疏變得比較熟悉,這當然承蒙王先生不棄。王先生吸煙,那段時間好像經常吸煙斗。討教時,我隔著辦公桌坐在他的對面,他邊吸煙斗邊說話,用左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夾握住煙斗,將煙斗的吸嘴部輕輕放進嘴唇的左角,慢慢吸上一口,煙斗里的煙絲隨之閃亮微微的紅光,蜜糖般的甜香飄溢四散,他緩緩吐出淡淡的青白色煙霧,在兩人間形成一層輕薄的煙簾,透過它我看到慈祥的面容和深邃的目光,聽到輕柔徐緩又清晰中肯的言談。

讓·弗萊維勒選編《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與藝術》(平明出版社,1953) 王道乾譯

我們談過學術研究的興趣,王先生說,治學離不開興趣,但不能當成游戲,要有敬畏心、責任感。我們也談過研究的視野、角度等問題,王先生說,學術研究也沒什么神秘的或者規定的視野、角度,就好像切蛋糕,你怎么切都行,但你要講清為什么這樣切、這樣切你發現什么、有什么好處等等。有一次我說起所里一位中年學者的詞匯量特別多,文章寫得華麗,要向他學習,王先生說質樸也是風格,他喜歡質樸的文字。王先生督促我學習邏輯,說掌握邏輯思維方法,是研究學術的基本要素之一;還說,在西方中學就有邏輯課程,而中國要到大學才講授邏輯,這是不應該的。我問他中國哪位學者講邏輯最好,我從哪本邏輯著作讀起。王先生說,金岳霖研究邏輯是好的,建議我先讀蘇聯學者羅森塔爾的《形式邏輯》。在這次談話之后一星期再見到王先生時,我說沒找到這部書,王先生聽后沒說什么。幾天后,王先生找到我,遞給我羅森塔爾的《形式邏輯》,說,“這是我自己的,你看時要當心,看完還給我”。我當天就開始閱讀此書,越讀越有興趣,讀了一遍又讀一遍,然后還給王先生,還說了一些自己的閱讀喜悅。在這本書里,有不少王先生的眉批,成為我學習邏輯的指引或參考。后來,我又結合閱讀《資本論》讀了羅森塔爾的《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辯證法問題》等。王先生的這些教導讓我受益終身。

王先生在所里分管青年科研人員培養工作,非僅對我,對文學所愿意向他求教的其他青年科研人員,他都不吝賜教。古典文學室有位青年科研人員,經常在中午找王先生“討教”,王先生常常因此不能按時進餐,卻從不拒絕,待這位同志“討教”結束再去食堂。一位青年科研人員初進文學所,王先生寫信給她,提醒她盡快適應生活環境、工作方式的變化,明確新的“社會責任已經落在肩上”,希望她“首先集中地抓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習,不是做到略知一二,而是從體系上力爭掌握起來”,還叮囑她要有目的、有計劃、帶分析地廣泛閱讀中外文論和作品,希望她寫讀書筆記,重視學習和研究方法,不僅“要善于發現問題,敏銳地抓住”,還要“強制自己的思維活動按照嚴格的邏輯去進行。必須養成良好的健全的思維習慣”等等。當年參與文學所辦公會議的一位同志告訴我,王先生對所里每位青年科研人員的工作規劃逐一審閱,然后分別談話,給以指導。我也聽王先生說過,文學所每位青年科研人員上報的學術成果,他都找來看過。

司湯達《拉辛與莎士比亞》(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 王道乾譯

王先生十分重視學識與學風建設。在文學所學術會議上或同我的交談中,強調做學問要有深厚扎實的基礎,要耐得住寂寞,甘于坐冷板凳,不要急于求成;他說學術研究不能趕時髦,不要曲意迎合,隨波逐流;他說考據是必要的,是為了了解真實情況,但不能為考據而考據,不能滿足于考據,考據要有史的觀念,要為歷史研究服務。他勸誡科研人員不要熱衷在報刊發表“豆腐干”文章,研究要有長期規劃,選擇有意義有價值的課題,有階段性目標;要敢于發表自己認為正確的觀點,又要有能夠聽取不同見解的襟懷氣量,等等等等。那時,繼恢復稿酬制度之后,全民經商的“下海”大潮正波濤涌動,這些治學的老生常談,對于文學所優良學風的建立和青年科研人員的健康成長,都是矯枉扶正的金玉良言。

在我心目中,王先生是學者,是老師,也是父輩。因此,我們的交談也并非總限于學術工作。我也向王先生“訴過苦”。1980年代初期,社科院恢復評定職稱,規定同學歷掛鉤,“文革”期間的“工農兵大學生”一律視為大專學歷,實習研究員任職五年方得申請晉升助理研究員;如果是“大專”學歷的,不僅每年完成的工作量必須是大學本科以上學歷人員的一倍,而且五年間必須年年如此。我是“文革”末期上海高校“試點研究生班”畢業的,同樣被定為大專學歷。我在院內第一批定為實習研究員,每年的工作量達到甚至超過規定的一倍以上,但以后申請晉升職稱一樣有學歷問題的困擾。于是,我想暫停研究工作,報考高校研究生。我把這個想法告訴王先生。他對我說:這樣的規定的確不夠公平,但不公平的事哪里都有,哪里都一樣;做學問,歸根結底還是看實際能力和成果;你的那篇講“孤島”時期上海電影情況的文章,就有碩士論文的水平;與其花幾年時間拿個碩士學位,不如用這些時間好好研究課題,寫幾篇有價值的學術論文。他還說:“文學所是我最后的工作單位,沒幾年我就要退休了,你就在這里陪陪我吧。”就是王先生的這一席話,讓我打消了報考高校研究生的念頭,在隨后幾年里,專心進行創造社研究和“孤島文學”研究。然而,為了解決學歷問題,在王先生去世之后,我還是不得不通過在職學習,取得碩士研究生學位。

讓·弗萊維勒《左拉》(新文藝出版社,1955) 王道乾譯

我和王先生經常中午一起在社科院食堂吃飯。那時,社科院食堂的午餐通常有六七種葷菜與素菜,主食有米飯、面條、饅頭、包子等,在當時還算豐盛。王先生的午餐有他的“標配”——四個肉包和一碗菜湯,總共貳角錢。如果沒買到肉包,就吃面條或饅頭。我問他是不是喜歡面食,他說是,也因為肉包進食方便,節省時間。如果午間有事或與他人談話不能按時進餐,他會遞給我食堂的代價券,讓我幫他先買好“標配”在食堂等他。有時“標配”已經涼了他才趕來,也毫不講究地慢慢進餐。吃飯時,往往都不多話,飯后,有時我會陪他在社科院的院子里散散步。這也是我們聊天的時間。這樣的散步聊天中,他講過一些上海學人的趣聞,諸如:錢鍾書先生在上海時便有了“兩腳書櫥”的雅號,他說“這樣的學者不能沒有,但學者也不能都這樣”。

我第一次去王先生的家,是在1980年代中期,他的家在靜安寺附近的美麗園,是上海常見的那種里弄樓房。按門牌號碼找到房子的后門,門口就停放著王先生經常騎的自行車。這部自行車已經舊了,質量依然不差,好像是英國產的名牌“藍翎”。從后門進去是幾家住戶共用的廚房,沿樓梯上到三樓,就是王先生家了。三樓好像有兩個房間,近樓梯口的一間朝南,順走廊向東走幾步還有一間。朝南那間有一扇落地鋼門,門外是小陽臺。門里靠墻放了一張寫字臺。王先生和我就在寫字臺旁坐著講話。我先說在門口看到他的自行車,問他車子是不是一直放在下面,因為當時上海經常有偷竊自行車的事發生。王先生說不是,車子到晚上就由兒子扛上樓,放在走廊里,早晨兒子再扛下去,放在門口。我說院里安排有車接送你們所領導上下班,你為什么還要騎自行車呢。王先生說,一部車要接送幾個人,幾個人又不住在一處,碰到有什么意外情況,等的時間更多,有次他站在弄口就等了二十多分鐘,而自己騎車到社科院用不到一刻鐘,“所以我就不乘他們的車了。自己騎車可以掌握時間,也是一種鍛煉”。我們談到陽臺上花盆里種植的蘆薈、紫羅蘭等,王先生說,他種的都是生命力強的植物,不用太操心,它們也不死,“我喜歡綠色,沒事就看看它們”。這時,從敞開的陽臺門由外飛進屋內兩只鴿子,落到樓梯口天花板下的一個凹處,咕咕咕咕不停地叫著。我說我小時候也養過鴿子,問王先生這兩只是不是他養的。王先生點點頭,說鴿子和他特別親,他坐在這里看書寫作時,鴿子常會停到他的肩上甚至頭頂上,他也任由鴿子,而對家里的其他人鴿子卻不這樣。說這些時,王先生的臉上洋溢著孩子般天真純凈的笑容和得意。

安德烈·斯梯等《煙斗》(新文藝出版社,1957) 王道乾譯

再一次到王先生家看望他是在1990年代初,他在三樓東側的房間接待我。這間有一張大床,靠南窗處放一張寫字臺,靠西墻有不大且簡樸的書櫥,大概是王先生的臥室兼書房吧。這次聊天談到他的翻譯。王先生說,一直想翻譯幾部外國文學作品,可上班時忙于公務,沒有時間,退休后可以實現心愿了;有幾處刊物等他的譯作,他每天伏案苦干,還是難以應付。我問他一天可以翻譯多少字,他說“五百,我要求自己堅持每天五百字”。我聽了有些驚詫,這么著名的翻譯家,對法語那么精通,而且王先生并不熱衷社會交際,怎么每天只翻譯五百字,也就是寫滿當時文學所可以領用的一張大稿紙啊。王先生一定看出我的不解,隨后說,翻譯文學作品不同于翻譯法律、經濟等著作,那類著作專用名詞多,語法、表述有一定規格,熟悉了,翻譯得可以快些;文學作品不同,不僅詞匯量多,還涉及許多俗語、俚語、民風習俗、特定物品等等,而且每位作家還有自己的特殊表達習慣、修辭手法,要翻譯得準確很不容易……。因為親耳聽到王先生的這些話,后來再看到人們稱贊王先生譯著、譯品的文字,我沒有感到驚奇。順便提及,王先生生前遺留的未完成譯稿,有些由他的公子王成或學生張小魯續譯問世了。

1980年代中期,社科院院部大樓加高兩層工程完工,文學所被分配到新加的四層樓西部,這時全所辦公室集中在一起了。所長室在南面,外國文學室和現代文學室在北面且隔壁緊鄰。1985年初夏的一天,我在現代室看書,王先生在門口招手示意我到外國文學室。待我進門,王先生就遞給我兩冊書,是梅陸林先生輯注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與藝術》,說他已被批準退休,送這部書作為留念。此前,我向王先生索要過他的譯著《萊辛與莎士比亞》。這次是王先生主動給我的,我沒想到,接過書看著王先生,一時竟不知道說什么好。待回過神,我請王先生在此稍等,立即跑到南面的編輯室,找到平時經常為文學所活動拍照的同事,請他為我和王先生拍了一張合影。二十多年后,我和幾位同事合作編寫《畫說上海文學》,其中有對于王先生及其譯作的介紹,顯示王先生形象的照片,采用的就是這幀合影,當然裁去了我而僅保留了王先生,人像背景就是當年外國文學室的墻壁。

瑪格麗特·杜拉斯《昂代斯瑪先生的午后》(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王道乾譯

王先生重感情、珍視友誼,提攜后輩,也敬待同輩。有一年我到北京參加學術活動,王先生叫我帶兩條香煙給一位北京學者。到北京聯系到那位學者,我到他家里,把用報紙包著的香煙交給他。他立即打開報紙,里面是一條“萬寶路”,一條“七星”,而王先生自己平時常吸的是“大前門”。1980年代初期,在陳永志老師提議、規劃下,我們合作進行創造社研究,當時國內學術界尚未出版有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社團的專門著述,我們的研究也是“摸著石頭過河”。這期間,我們寫過一篇創造社翻譯介紹外國文學的文章,曾呈請王先生指教。王先生看后便推薦給當時著手中國文學翻譯史工作的戈寶權先生,供他參考,也請他指教。王先生在信中說:

我這兩位朋友是專門研究創造社的,收集有豐富的資料,外國文學活動是他們創造社研究的一個方面。我看了他們的文章,覺得內容豐富,材料翔實,國內似乎還未見有人做這方面的工作,因此,你看過文章之后,如以為尚可,是否可就近介紹給譯協《中國翻譯》雜志考慮發表,以之拋磚引玉,如何?戈寶權先生很快給王先生回信,說文稿看過了,“覺得很有意思,這是研究我國文學翻譯家方面的一個新的嘗試,而且我想還可做些對文學研究會、未名社、譯文社等有關團體和出版社的翻譯介紹外國文學的工作,進一步作相應的研究”;戈先生還指出我們文章中兩處錯誤,并給予具體的改正指示,要我們將修改后的文章連同他和王先生的信“一齊寄給該刊編輯部”。王先生致戈先生的信,在隨文稿付郵前,我特意復印留存;戈先生致王先生信,是王先生送給我的,讓我“作個紀念”。我們的那篇文章后來在上海一家學報發表。后來我研究抗戰時期上海文學時,拜訪過好幾位當年在上海從事文學活動的前輩作家如鐘望陽、蒯斯曛等,也依賴王先生的介紹。

1991年,我和陳永志先生合作的《創造社記程》出版,我托人代呈王先生一本求正,很快就收到王先生的信。王先生說看到書“自覺欣悅無比”,向我們表示“衷心的祝賀”,信中還寫道:

……你著手這項工作,自始我就知道,我們也曾多次談及,就像我要寫什么一樣,我是很關心它的。書的內容結構嚴整,序列一目了然;特別是你寫的后記,談到著書之成、真誠的學術友誼等等,讀來為之心動。我對于理論研究工作上的友好情誼一向心向往之,可是在實際生活中屢屢受挫,感慨良多,每想到這些,不免為之凄然;

質樸的風格也不妨揮灑馳騁,篇幅似亦可多方展開。……我覺得可說的話還不少,是還有寫的余地的。

信中有夸獎也指出我們的欠缺不足,這當中飽含真誠鼓勵與鞭策的情誼至今令我感動。

大概在1990年代初期,王先生住進華東醫院,先前也聽他說過他患過肝炎,這次住院也因為肝病。我到醫院看望他時,他的精神很好,只比平時顯出些許倦容,他還要我陪他到醫院草地散步。散步時他問我能不能幫他找到講肝病的書,他知道我的妻子在醫院工作。我回家找出妻子在軍醫學校學習時的內科教材,第二天給他送去。這次醫院診斷出王先生患了肝癌,并通知了家屬,而醫生和家屬都沒告訴他。大概是他猜到些什么,想自己在醫書里找到可以對號入座的病癥。也是在這次見面,他說,我們住得太遠,你來一趟不方便,但你要答應我,半年一定要來看我一次。我當然答應,且以后沒有食言,只是我能再見王先生的機會不多了。

1993年秋天,王先生再次住院,這次進的是中山醫院。聽到消息,我就趕到醫院看他。在一間小病房里,病床旁有一對圈椅,椅子中間是一張小茶幾。他穿著病號服坐在靠近病床的椅子上,我坐另一把。這次他面容明顯消瘦了,精神狀態也不如以前。他說肝病加重了,要治好恐怕不可能,能緩解就可以了。他問了文學所的一些情況,然后說起退休前在文學所的一些人和事,他說得多,我說得少。他問我近期的工作,說研究上海文學歷史很有意義,不要怕別人說三道四,一定要堅持下去。他說早先有位資料室的同志想轉到研究室工作,所務會討論沒有同意,“其實當時我同意也就辦成了”,為這件并無需他完全負責的事,流露出真誠的歉意。他說到他的一位學生,要我以后給予幫助,我說這位學生比我強,他就說“那你們互相幫助”。后來這位學生遠赴美國,處處比我更強。怕時間長了妨礙他休息,趁他說話間隙,我告訴他近兩天要到外地去,大概一周左右返滬,他說“你回來再來看我”。我從外地返滬那天,到家已是夜晚,剛進門,妻子就說“昨天有人打電話來,說老王找你,不知道什么事。”那時上海的一般居民只能使用里弄的公用電話,王先生有我家附近公用電話的號碼。

第二天一早我趕到社科院,想銷假后就到醫院,恰巧遇到文學所工會負責同志,他看到我就說“老王昨天去世了”。聽后我頓時懵了,難過的心情無以言表,甚至后悔自己前些日子的外出之行。這時我才知道,王先生臨終時陪護在側的是早先上海作協文研所的一位同志,昨晚的電話是他打的,想通過我找到文學所負責人通報情況。我和這位同志一起趕到王先生家中,同王師母商議如何辦理后事。王師母說,王先生生前有過交代,“喪事從簡,不麻煩單位,不要驚動眾人,只告訴幾位朋友,家人送行就可以了”。我們說不能這樣,王師母堅持按王先生遺囑辦。最后商定,家鄉的人由師母通知,文學所負責發布訃告,通知有關方面,由文學所在殯儀館租一個小的告別廳,以便愿意送行的同志瞻仰遺容。告別這天,文學所和王先生早前工作過的單位都有人前來,小廳根本容不下這么多人,悼念儀式舉行時,很多人只能站在廳外。不少人對文學所只租用殯儀館小廳大為不滿,特別是王先生早先在上海作家協會文研所的同事,都認為按照王先生的局級待遇,應該租用大的告別廳。文學所有人解釋說是尊重王先生遺愿,但這些人把解釋當成一種托辭,根本不愿意聽。我一向不看重辦理喪事的所謂哀榮規格,認為無論如何人死不能復生,與其喪事辦得隆重,不如生前盡可能厚待,故而對于王先生告別儀式是大廳還是小廳,并不在意,但從這些人的不滿看到了王先生留在世間的心碑。

王先生去世后,骨灰寄存在龍華烈士陵園。我的父親年歲與王先生相差無幾,他去世后我們也將他的骨灰寄放此處。有一年祭奠先父時,意外發現王先生骨灰寄放櫥就在附近不遠,于是,這以后每當我到陵園祭奠先父,也會到王先生處鞠躬拜謁;如果蒔養的蘭花恰好此時綻放,我會剪取幾支,分別供奉給生前喜愛種植花草的兩位先輩。

初識王先生時,我還是初事所謂學術研究的毛頭小伙,現在已是年過花甲的垂垂老者。在自己坎坷曲折、磨難多多的問學求道經歷中,有幸從一些專家學者那里獲益良多,王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只是自己天資愚魯,也不夠勤奮,沒能拿出多少有價值的成果告慰王先生,總是感到疚愧。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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