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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老舍《四世同堂》的《預告》

來源:文匯報 | 史承鈞  2019年11月29日08:09

《掃蕩報》1944年11月8日第四版發表的《預告》

《掃蕩報》1944年11月10日第四版《掃蕩副刊》發表的《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變成四世同亡”,這是老舍對這部巨著的結尾的最初構想。在敵人的鐵蹄下惶惑、偷生,必然遭致滅亡。這是一種合乎邏輯的發展,令人觸目驚心,但確是老舍當時的設想。我們看在抗戰前期的作品,都是以揭露敵人的兇殘,鼓舞人民和敵人拼死斗爭為主的。

舊事重提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在撰寫《老舍研究的歷史回顧》(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8年第4期)時,在《掃蕩報》的《掃蕩副刊》上,發現了以下文章:

預告——老舍先生新著《四世同堂》將在本刊發表

故事發生在北平。時間是從七七抗戰到抗戰的第七年。人物以四世同堂的祁家老幼為主,而佐以十來家近鄰,約有五十人,或更多一些。其中有詩人,汽車司機,棚匠,人力車夫,扛肩兒的,票友,教員,庶務,掌柜的,擺臺的,剃頭匠,老寡婦,小媳婦……。他們和她們都有個人的生活與性格,又都有北平給他們與她們的特殊的文化和習慣。他們與她們所受的苦難,一半“咎由自取”,一半也因深受了北平的文化病的毒。故事分三大段:1.自七七至南京陷落——大家惶惑,不知所從;2.南京陷落后,珍珠港被炸以前——惶惑改為銷沉,任敵人宰割;3.英美對日宣戰后——敵人制造饑荒,四世同堂變成四世同亡!每段約有二十五萬字,全書可能的達到百萬字。

我判斷這應該是老舍先生的一篇重要的佚文。為此我專程訪問了抗戰時期曾長期擔任《掃蕩副刊》主編的陸晶清先生,并寫了《老舍的一篇重要佚文——〈四世同堂〉的〈預告〉》一文(載《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88年第3期)。

不過,遺憾的是,30年來文章所說的《預告》卻未能收入《老舍文集》或《老舍全集》。雖沒人質疑,卻也少有人贊同。只有張桂興先生的《老舍年譜》和《老舍著譯編目》將其作為老舍作品列入其中。他的《〈老舍全集〉補正》又將之收入其中的下編“《老舍全集》補遺”中。2015年10月,在重慶召開的第七屆老舍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我在提交的論文《新版〈老舍全集〉補憾》[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3期]中,曾經提到這一遺憾。這次得到謝昭新先生認可,他在《論〈四世同堂〉的戰爭敘事與戰爭反思》(載《民族文學研究》2018年第3期)一文中,幾乎全文引用了它,舒濟先生也表示要將它收入《老舍全集》。

但是,我覺得仍有重提它的必要。因為——

(一)我遺憾當時限于條件,未能提交這篇佚文的復印件或照片。當時,我與曾廣燦先生也交流過,他特意將他也見到的《預告》用稿紙謄寫了一份寄給我,我對照后確認我們彼此的手抄均無誤。但當時我們都沒有數碼相機,報紙太舊又不能復印;后來有關圖書館也不讓查了。這樣,出版社和編輯部就可能為了慎重起見,未予采信。這次,我在重慶圖書館見到了《掃蕩報》的縮微膠卷并拍下了,可以確認無疑了。

(二)我關于《預告》的文章發表前曾抄寄一份給舒濟先生,她肯定我的論述是對的,但寄給我一篇劉以鬯先生的回憶文章,文章認為《四世同堂》是他主編《掃蕩副刊》時,由他建議社長黃少谷向老舍約稿,由他編輯連載的。我覺得這完全與事實不符。但我過于自信,認為陸晶清先生已說得很清楚了,未予重視。陸先生也要我不要寫文章反駁。她說她若去香港,會對劉先生說明的。這可能也是出版社和編者對此謹慎的另一原因,因為劉先生和陸先生曾是《掃蕩報》的同事,當時正在香港主編《香 港 文 學》,他的回憶應該是更有“權威性”的,而我當時不過是個青年教師。現在認識到既然這篇文章成了《預告》未被普遍認可的一個原因,因此有必要重提此事,指出劉先生的記憶錯誤,消除它的影響了。

(三)我以為《預告》對老舍和老舍研究,尤其是《四世同堂》的研究十分重要,而它只能是老舍先生所寫。再次提出30年前的往事,澄清歷史事實,才可以使老舍研究者和愛好者認真對待它,研究它,從而更好地接近老舍,理解老舍。

所以,雖然30年過去了,也必須舊事重提,再次確認它的真實面貌和歷史地位。

陸晶清先生的回憶

為了弄清這篇《預告》的作者和發表的情況,我在1987年7月曾經兩次訪問陸晶清先生。陸先生首先給我講述了爭取老舍先生將《四世同堂》交《掃蕩副刊》發表的情況。她回憶說:

“我在1940年接編《掃蕩副刊》后,曾在上面連載了徐訏的《風蕭蕭》,反映還不錯,使《掃蕩報》的發行量有所增加。在《風蕭蕭》即將載完之前,我聽說老舍先生正在動手寫《四世同堂》,并準備交給某一刊物(雜志)發表。我就立即寫信給老舍先生,把稿子爭取過來。我在信中說,聽說你在寫一個長篇巨著,準備交某刊物發表。但我想由他們發表,周期太長,拖延時日。是不是能讓我在《掃蕩副刊》上連載,邊寫邊登,可以早些和讀者見面。同時,又表示稿酬從優,并可預付——因為我知道老舍在抗戰中為‘文協’盡力,兩袖清風,手頭不寬裕,而當時老舍夫人與子女剛剛來到重慶,開支是不會小的,所以這樣說。

“老舍很快回信,表示同意。但提出了三個條件:一預支部分稿費;二要我親自決定每日刊出的字數,并親自校對,不能出錯;三原稿要保持清潔,不能排臟,登完后就退還給他。我都答應了,并向當時《掃蕩報》社長黃少谷作了匯報。老舍提出先預支500元稿費,黃少谷一批就是1500元。這樣,老舍就把稿子陸續寄來了。《預告》就是在發表前我請他寫的。從這年(1944年)11月到第二年5月我離開重慶赴歐洲訪問時為止,每次都是我親自發排、親自校對,并陸續將原稿寄還他的。《四世同堂》在《掃蕩報·掃蕩副刊》上每期發3000字左右,每次都放在第四版左上方的顯著地位。它很受讀者歡迎。《掃蕩報》也因此銷路大增,快趕上《大公報》了。

“老舍先生之所以肯把《四世同堂》交給我主編的《掃蕩副刊》,除了他提出的條件都得到滿足外,他與我和王禮錫的友情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為人耿直、義氣,待人真誠,很重感情,在重慶人人都敬重他。凡愛國的、抗日的人士,與他無不親近。我們1939年從歐洲回國抵達重慶,不久便結識了。他這人是很純真的,很誠懇的。別人都叫我小陸,最初他卻叫我陸先生,后來就叫我陸大姐,其實我比他還小幾歲呢。我稱他舍予先生,或舍予兄。總覺得他有長者風度,是個和藹可親的老大哥,為人非常義氣。后來王禮錫率領作家戰地訪問團赴西北戰地訪問,不幸在洛陽病逝,老舍先生知道后十分悲痛,還專門寫了一首詩悼念他。這之后,他對我一直很關心。《四世同堂》能交給我發表,也說明了這一點。他的確是個很重友情的人。”

當我請教這篇《預告》是否是她執筆寫的時,陸先生就明確表示:

“那是請老舍先生自己寫的。文字不是我的,內容我更寫不出。《四世同堂》的原稿是老舍先生一部分一部分陸續交給我的,我當時不可能知道這篇巨著的詳細寫作計劃和全部內容,這只有老舍先生自己知道。那是《四世同堂》連載之前,為了引起讀者的重視,我請老舍先生自己寫一個介紹,由我加上標題和副標題發表的。因為是《預告》,沒有署上老舍先生的名字。”

這是符合實情的。因為大家知道,《四世同堂》是逐步寫出的。即使在第一部《惶惑》寫完,一面繼續在《掃蕩報·掃蕩副刊》連載,一面交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出書時,老舍還聲明“現在是隨寫隨出,寫到夠十五萬字左右,即出一本……”(《四世同堂·序》)。它的第三部《偷生》直到在美國的三年中才寫完。因此,《四世同堂》的全部藍圖只存在于老舍自己的腦海中,別人是不可能寫出它的梗概的。

陸晶清先生的話,不僅肯定了《四世同堂》開始連載前兩日《掃蕩副刊》發表的那篇《預告》的確是出于老舍先生手筆,是他的一篇重要佚文,而且使筆者了解到《四世同堂》最初發表時的一些情況,并由此領會到老舍愛祖國、重友情、講義氣的可貴品質,進一步懂得了他在艱難困苦中將“文協”的大旗支撐下去的崇高精神。

劉以鬯先生的文章

我關于《預告》的文章寫出后,曾抄寄舒濟先生。她同意我的看法,認為我的推論“是可靠的”。但寄給我一份劉以鬯先生的文章《〈四世同堂〉最早發表在什么地方?》,這篇文章認為《四世同堂》是在他主編《掃蕩副刊》時期,建議《掃蕩報》社長黃少谷向老舍約稿,由他編輯刊出的。我覺得,這可能是這篇《預告》未能得到《老舍全集》編者和學術界認可的重要原因。因為劉先生當時是香港著名學者和作家,他的回憶自然是更“權威”的。

但在這個問題上,恰恰是劉先生錯了。這是劉先生為了糾正法國學者保羅·巴迪(Paul Bady)先生認為《四世同堂》最早發表于昆明《掃蕩報》,介紹人是羅常培的說法而寫的。他說:

“這是不正確的資料。

“為了防止不正確的資料繼續流傳,我必須指出一項事實:《四世同堂》最早發表在重慶《掃蕩報》;邀請老舍為該報撰寫這部長篇小說的,是黃少谷先生。”

下面是一連串關于此事的“回憶”。為了尊重歷史,在此我不得不指出,可惜除了《四世同堂》最早發表于《掃蕩報》外,劉先生的記憶出了問題,文章也成了他說的“不正確的資料”了。為了防止它繼續流傳,我不得不在此加以辨正。

(一)劉先生首先把自己擔任《掃蕩副刊》主編的時間記錯了。他說“陸晶清到英國去之后,報館當局派我兼編。我接編時,副刊正在連載《風蕭蕭》”。事實是:陸晶清先生1940年接編《掃蕩副刊》,直至1945年5月以《掃蕩報》特派記者身份赴歐洲采訪。這樣說來,劉先生接編《掃蕩副刊》的時間,不可能早于1945年5月。這時《風蕭蕭》已于1944年11月5日載完,8日發了《預告》,《四世同堂》便在1944年11月10日開始連載,已經有半年多了。劉先生不可能超前半年多,搶在陸晶清先生之前去發完 《風蕭蕭》,并在陸先生還未去歐洲之前,去編發《四世同堂》。陸晶清先生建議我去訪問在上海社科院工作的時任《掃蕩報》編輯部總編的沈杰飛先生,他告訴我:劉先生是陸先生主持《掃蕩副刊》后才入社的,他的工作是“聽廣播”,聽世界各重要通訊社的消息,將重要的翻譯過來,供《掃蕩報》社參考。陸晶清赴歐后,最初接編《掃蕩副刊》的是楊彥岐先生,約半年后才交給劉先生。《四世同堂》于1945年9月2日在《掃蕩副刊》上已載完第一部《惶惑》。此前,第二部《偷生》也已于1945年5月1日在《世界日報》副刊《明珠》上開始連載。就是說,劉先生不可能編發《四世同堂》。

(二)劉先生把黃少谷在倫敦的時間和老舍在倫敦教學的時間搞混了。在文章中提到他向黃少谷社長推薦老舍后,“黃社長說:我在英國時與老舍很熟,如果你認定他是理想人選的話,我這就寫信給他”。

老舍曾于1924年至1929年在英國倫敦東方學院任教。而據有關資料,黃少谷先生1924年起一直在國內任職。1934年才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國際經濟關系,1937年回國參加抗戰。因此,兩人是不可能在英國見面的,黃少谷先生自然不可能那樣說。

(三)劉先生在回憶《四世同堂》發表時說:“我記得我還用老舍手稿上的‘四世同堂’四個字制了一塊黑底白字的版子,排在篇首。”

這又是一個錯誤的記憶。我記得早年在上海圖書館查閱《掃蕩報》原件時,見到的題頭是白底黑字老舍手書的“四世同堂”四個字,三年前我在重慶圖書館的縮微膠卷上見到的,也是如此。

(四)劉先生又說:“《四世同堂》在《掃蕩副刊》連載的時間相當長,直到日本投降才告一段落”,“因為《掃蕩副刊》刊登的,只是《四世同堂》的第一部分,并非全部。作為副刊的編輯,我當然希望老舍將這部百萬字的長篇全部交給我們發表;但是老舍卻堅持要休息一下了。這個決定,依照我的猜想:要不是因為戰爭結束使他有了新的計劃需要實現;必然是‘精神上,物質上,身體上,都有苦痛’(《惶惑》序),逼使他非得獲得一個休息的機會不可。”

這里,“直到日本投降才告一段落”不夠準確(《掃蕩副刊》刊登的《四世同堂》恰好在1945年9月2日,即日本正式投降的前一天載完),而后面用“老舍卻堅持要休息一下了”說明老舍未能寫下去,則是不明就里的猜想了。因為如前所述,這時老舍《四世同堂》的第二部《偷生》已于1945年5月1日開始在《世界日報》的副刊《明珠》上連載了。為了向讀者介紹《四世同堂》已發表的內容,老舍還寫了《〈偷生〉之前》,發表在5月6日的《明珠》上。這說明老舍并沒有休息,而是在努力繼續創作。不過他知道陸晶清即將赴歐,沒有和她續約而另尋發表之處了。如果劉先生已是《掃蕩副刊》主編,又希望老舍繼續將《四世同堂》交給《掃蕩副刊》發表,是應該知道這些情況并感到遺憾的。

收到舒濟先生的信和附寄的劉先生的文章,我曾再次訪問陸晶清先生,將我寫好的有關《預告》的文章請她審閱,并出示了劉先生的文章。看了劉先生的文章,她說“怎么可能呢,簡直是無稽之談,在臺灣的黃少谷也不會認可的”。但她又說“你不要寫文章,我將來去香港時自己會當面對他說。我去臺灣時也會和黃少谷見面”。我對于長者向來“恭敬不如從命”。我想,為此寫了文章也許會影響他們的友誼;同時,劉先生正在香港主編《香港文學》,并為《明報》等寫文章,為海峽兩岸的文化交流做了不少工作,也不想因此影響他的聲譽。當時我也很自信,覺得陸晶清先生的回憶是可靠的,我的文章已經寫得很充分了,沒必要辯解。因此,我沒再為此寫文章。不過我有關《預告》的文章發表后,除了將《學報》送陸先生一份外,也曾打印一份由上海社科院文學所的陳夢熊先生托他的同事寄給劉先生。不過沒有回音,也不知他見到沒有。

我在訪問陸晶清先生時,也向她了解過老舍在重慶的其他情況。她說這個你暫時別問,我會在我的《回憶錄》中寫到。她還興致勃勃地說,“我會寫一個和別人寫的不一樣的老舍,你就等著看吧”。但是,或許是因為她年事已高,或許還有其他原因,她雄心勃勃的寫作和出訪計劃卻未能實現。直至她1993年去世,我始終沒能得到她訪問香港或臺灣的消息,也沒能讀到她的《回憶錄》,實在是太遺憾了。

《預告》的意義探索

《四世同堂》是老舍最為重視并自認為“最長的、可能也是最好的”(致大衛·勞埃得(1948.4.22),《老舍全集》第15卷637頁)近百萬字的巨篇宏制。這個《預告》中,老舍以近于濃縮的方式,介紹出它的內容和思想。這三百字,似乎蘊含了那百萬字的內容和力量。

一、他寫的是淪陷區的北平人民在日寇侵略下的痛苦和抗爭。他認為“他們與她們所受的苦難,一半‘咎由自取’,一半也因深受了北平的文化病的毒。”“咎由自取”,我以為是指近百年來我們民族的落后,統治者妄自尊大,不思革故鼎新,發奮圖強,因而國力不如日本。因此,面臨日本入侵,無法抵御,只能“以空間換時間”,進行“持久戰”,以拖垮敵人,并等待國際支援。這就造成大批國土淪陷,當時的國民政府也偏于一隅。這是就國家層面而說的。“一半也因深受了北平的文化病的毒”則是說文化層面了。這主要指有家無國、明哲保身等老觀念以及和平、忍讓、好歹活著的生活態度,阻滯了他們反抗侵略的決心,從而遭致了更大的不幸。在老舍看來,我們民族傳統的文化病和它造成的民族性格弱點,正是我們百年來蒙受侵略而不能自強的重要原因。只有根本改造這種病態的文化和性格,才能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而抗戰的過程也必然成為發揚我國民族文化的光榮傳統的過程。這種思想表現在他抗戰以來的一系列文章和作品中。這就使得《四世同堂》這部巨著不僅是一部對日本侵略者的控訴書,也是在特殊的環境中對我們民族文化和性格進行反思的反省書了。

二、接下去是三部書的大致設想:故事分三大段。“四世同堂變成四世同亡”,是老舍對這部巨著的結尾的最初構想。在敵人的鐵蹄下惶惑、偷生,必然遭致滅亡。這是一種合乎邏輯的發展,讓人觸目驚心,但確是老舍當時的想法。我們看老舍在抗戰前期的作品,都是以揭露敵人的兇殘,鼓舞人民和敵人拼死斗爭為主的,而且北平的確發生了饑荒,他是要用四世同堂的家庭“四世同亡”,來表現敵人的兇殘,以激起人們奮起反抗的決心。

同時,這也和當時的戰爭形勢和老舍的心情有關。1940年代起,他就屢患貧血、頭昏和瘧疾,1943年又因盲腸炎住院開刀,經濟上也極其貧困,不得不戒酒甚或戒煙。而開始寫《四世同堂》的1944年,“是戰局最黑暗的時候”。這一年,日寇發動了對鄂、湘、桂的進攻,以圖打通從東北至越南河內的通道,并摧毀美國陳納德領導的在華空軍“飛虎隊”的基地,使重慶也受到威脅。為此,老舍甚至做好了以身殉國的準備。他說,“如果日寇從南邊打來,我就向北邊走,那里有嘉陵江,滔滔的江水便是我的歸宿!”(蕭伯青《老舍在武漢、重慶、北碚》,《老舍和朋友們》,三聯書店1991,269頁。又見書信《致王冶秋一、1944年》,《老舍全集》15卷605頁)以悲劇來激起人們抗戰到底的決心,是他的必然選擇。

當老舍續寫《四世同堂》第三部《饑荒》的時候,他已經受邀在美國講學而后又留下來寫作和介紹中國文化了。由于抗戰的勝利,老舍部分地修改了自己的構想,寫到了抗戰勝利。但《預告》的深沉底蘊仍然存在。他寫的是“慘勝”。勝利了,“北平卻一片寂靜”,“沒有游行隊伍,沒有放禮炮,沒有歡呼”,人人都沉浸在八年苦難的回憶中。祁家雖然沒有“四世同亡”,但祁老人已經失去了大兒子、二孫子,而最小的重孫女就餓死在勝利的前夕。老舍說,“被征服的民族的哀傷和痛苦無法被勝利抹去,這和從桌子上抹掉塵土不一樣”(《四世同堂》第三部《饑荒》,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1065頁)。不過,他也寫了在這基礎上人們普遍恢復生機,重建家園的愿望;并通過錢詩人的反思,從人性、人道主義表達了反對侵略、實現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想。

三、它的文字風格是老舍的。簡勁明白,干凈利落,不足300字就把《四世同堂》這一巨著的故事、人物、段落、主要思想介紹得清清楚楚,并帶有一種令人苦澀的幽默感,顯示出只有老舍才有的筆力和風格。此外,帶有預告性和計劃性的文字,其口氣顯然是原著者老舍自己的。如果不是對要寫的東西深思熟慮、胸有成竹,是很難辦到的。這就不必多說了。

總之,這篇《預告》,無論是對于研究老舍的生平思想,還是對于研究《四世同堂》創作意圖、思想內涵和藝術風格,都將是極其珍貴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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